11月初，中國多間大學有學生組織「爬行」，在圖書館門口、在操場上，一群人手腳並用，繞圈爬行。除了驚訝和獵奇，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發瘋」行為？
撰文｜唐映忠
不知香港讀者有否看過中國內地大學生的「爬行」影片？在線下「爬行」出現之前，「發瘋文學」已在網絡流行，語序顛倒、邏輯混亂、不斷重複的癲狂段落被複製粘貼出現在社交媒體中。其中也有「爬行」，比如：
「精神飽滿的起床！迎著滿月！向著光！自由的爬行！做健康的老吸血鬼！進！進！進！」
疫情三年，中國大學生仍然面對核酸、封校、網課。在無法預計的「動態清零」措施下，連基本的出行自由都隨時消失，遑論休閒娛樂，加之龐大的學習和就業壓力，他們逐漸「發瘋」。
這種瘋狂，不是病理性的，也不是個體化的，而是一種由中國人共享的時代痛楚，在看不到頭的疫情防控中爆發，通過大學生傳遞出來。
正常來說，市民有更加得體、文明的渠道來表達不滿，文藝創作，遊行罷工，通過法院上訴挑戰政府。近三年來，嚴格的防疫政策和緊縮的政治環境令中國社會的發洩出口更為稀少：線下集會自然無可能，網絡抱怨都可能被即時封禁，現在連物質消費娛樂的市場行為都因防疫而無法進行。本應是激情歲月、花樣年華的大學時光，現在只能在一隅之地每天做核酸——誰不發瘋？
中國是一個穩定、難以改變的社會，這也決定了大學生的發瘋是被動發生，是溫水逐漸燒滾下突然感到灼燒的生理性反應。這不是學生運動，不是社會革命——雖然「爬行」被部分大學官方認定為「與境外勢力相關聯」而被禁止——這只是弱者被權力碾壓下的慘叫。
我絕無意抹煞中國大學生的切身痛苦。筆者成長於內地，來香港接受大學教育。在共情兩地人民不同的苦痛之餘，又時常感到語境脫節的無奈：許多香港人習慣以他者視角來俯瞰北方的災難，「大學生發瘋」是獵奇，是活該，最多也只是可憐。但我希望為其加上「反抗」的意義，就像一位學生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所說的：
「我們現在瘋了，其實是一種質問，這都是因為什麼？是因為疫情管制或者其他。」
在沒有制度性保障下，懸殊的權力關係令弱者只能通過「發瘋」作為反抗。因為掌權者在暴力機器支持下，總能以理性的姿態強加無理的行為，因為他們是法例的制定者、解釋者和執行者。從這個視角看，中國大學生的「發瘋」格外令人扼腕慨嘆：它是一種嘶啞的反抗，在被逼無奈之下發生；但中國最有生命力的群體只能通過「發瘋」如此不體面的方式來洩憤、甚至還會被學校禁止，又彷彿只是被鐵鎚砸中的一聲嗚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