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梓萌
「你和爸爸說實話，你到底在寫什麼新聞？」訂下「疫情下的隔離轉運」題目後，我曾拜託在內地的父親幫我聯繫受訪者。面對他的質問，我閃爍其詞。我知道，如若將實情告訴他，他會拒絕幫忙，再用嚴肅的口吻教訓我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從決定讀新聞系的那天開始我便知道，我和父親之間的想法差異將愈發難以消弭——我正做著他眼中不對的事，並且我決定堅持做下去。
聯繫受訪者的過程很不順利。大海撈針似的在社交媒體上尋人；小心翼翼的向親歷者發出採訪邀請；循序漸進的將問題由和緩推向「敏感」。有好幾次在發出採訪邀請後，收到對方的謾罵。那個前一秒還在發布求助信息的人，下一秒便會因為我「香港記者」的身份說出：「我們過得很好，香港人別來沾邊（別接近我）」。
一開始，我對這樣強硬的拒絕不知所措，用被子蒙住頭流淚。後來，我試著和他們解釋：「我不是香港人」、「我只是想了解具體經過，沒有要說誰的壞話」。再後來，被拒絕過太多次的我已經麻木，只能在日記中寫下，「我真的希望你們過得很好。我比誰都希望，我長大的這片土地上每個人都過得很好」。
寫稿的那幾天，我的家鄉正經歷封控。很多個夜晚，我一邊擔心家人，一邊整理文字稿。我的經歷與受訪者的經歷交疊，我們的經歷與成千上萬人交疊；我們的痛苦融在一起，像水融於水中。
感謝每一位接受採訪的人，亦感謝每一位拒絕採訪的人。在這個時代下，每個人都承受了太多不該承受的辛苦。至於我自己，會像寫作時最喜歡聽的歌中所唱：「假使甚麼都不對，假使甚麼都失去，這生命克服磨練打也打不碎，繼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