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失業寒潮下 三個中年女性的困境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在今年一、二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3% 。「中年失業」成爲內地社交媒體小紅書上的熱門話題,不少失業者分享求職無果的困境,當中有不少是女性。這些中年女性曾是公司以高薪爭奪的人材,如今她們投出的履歷表卻石沉大海。

《大學線》訪問到三位來自上海、深圳和北京的失業女性。她們不僅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還深陷中年再求職的艱難處境。

(編按:文中出現薪酬皆以人民幣計。)

記者|林銘儀、伍嘉敏 編輯|梁喻珊

上海人王琳(化名)今年38歲,本科在河海大學攻讀市場營銷,再到復旦大學進修工商管理碩士,兩所大學分別屬「211」和「985」重點名校。王琳2022年六月起在上海一間化妝品公司擔任供應鏈管理經理,年薪達五十萬。疫情後公司銷售額下滑,入職不足一年的王琳被公司以「優化」為由,在去年6月被公司勸喻辭退。當天業務總監約王琳單獨會面,批評她業績差,難以勝任工作,並勸喻王琳自行離職,換取公司爲她做好資歷查核的承諾,以及犧牲了「N+1」的賠償金(N指入職年數,得出的數字則為可得到多少個月的薪金)。

  • 「211工程」重點高校:大陸為了「面向21世紀打算重點建設約100所左右的大學」,遂從各地挑選約100所大學列為國家的培育重點,優先給予補助經費。目的是為了迎接世界的新技術潮流。
  • 「985工程」重點高校:此項教育計畫目的是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著名高水準研究型大學,建立新的管理和運行體制,集中資源,發揮特長。「985工程」一共有39所大學,無論是綜合實力、學科教育還是科學研究的表現,都位居中國大學中的領先地位。

名校畢業仍被辭退 為瞞家人假裝上班

失業八個月,單身的王琳仍未向同住的父母坦白。她起初預期自己可在三個月內找到新工作,故不願令父母擔憂,便隱瞞起來。失業翌日,王琳如常換上工裝,八個月來都是早上約8時出門假裝上班,直到晚上7時才回家,以免父母生疑。

圖書館、書店、咖啡廳、自習室都有王琳流連的身影,皆因這些地點消費低、甚至可以免費進出,且有熱水、空調和穩定的網絡供應。王琳選擇趁此期間「自我增值」。她喜歡看法語音樂劇,便在網上找免費教材自學法文,並報考法語測試。圖書館是她最常去的地方,因爲「學累了還可以看書打發時間」。她在小紅書分享自己失業後的生活,並稱這些地方為「臨時工位」,紀錄每日學習和閱讀的日常。

失業後,王琳早晨不用再像以前一樣趕時間,有時會慢吞吞地拖到9時才出門,回家時也很少帶回工作用的電腦。父母見狀一度懷疑她已經失業,但王琳總是草草敷衍過去。

王琳曾在圖書館、咖啡店、書局、聯合辦公室和付費自習館等地假裝上班,也會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去過的地點,並配文總結當日的工作。她也喜歡看藝術展覧,失業後把握時間看不同的免費展,也會在小紅書上分享
王琳喜歡看藝術展覧,失業後把握時間看不同的免費展,也會在小紅書上分享。(受訪者提供)

投出逾五百份簡歷回音寥寥 降低期望退而求次

王琳和父母在上海同住,現時靠自己近二十萬的積蓄應付生活。她每月需要支付近五千元個人日常開支,由於父母已退休,作爲獨生女的她還要承擔每月約一萬五千元的房貸。

去年6月失業至今,王琳在多個求職平台投出逾五百份簡歷,收到的面試邀約只有寥寥十多個。面對長時間求職不果,曾經擁有高薪厚職的王琳深感無奈,只好降低期望——即使年薪比以前少近四成的工作,只要足夠繳付房貸和日常開銷,王琳也願意接受。她說,現在只希望先找到工作,再慢慢物色其他機會,也願意考慮去其他城市工作。

只要感興趣,不管年齡是否符合要求,她都會應徵:「反正我又沒什麼損失,(公司)愛面(試)就面,不愛面就不面。」曾有公司與王琳進行電話面試時,問她是否單身、有無結婚打算,而王琳也會如實回答自己單身、不打算結婚。

她坦言:「在現在的就業環境下,我們不能說(這些問題)是合適、合理,但至少也是一個默認(預計會有)的情況。」

失業與情緒病同時夾擊 難獲家人諒解

今年42歲的Iris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也是單身。從深圳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她從事了幾年電話客服,再由朋友介紹下轉行從事人力資源工作17年。失業前Iris在一間外國企業工作,月薪超過三萬元。2019年,公司減少招聘人手,負責人力資源工作的Iris因此被公司批評業績不達標。Iris一向業務能力佳,便向公司提出申訴,但沒有成功,同年患上抑鬱症,休假半年。翌年,公司以「工作評級不達標」為由,不再與她續約。

失業近四年,Iris投出至少四百份履歷,並先後在八間公司短暫工作,均被辭退。她目前靠約八十萬存款生活,每月開支約三千元,還要不定時給予母親生活費。除此之外,Iris每月要繳納約七百元的社會保險金。之前工作的公司已經為Iris繳納社保近20年,達15年的基本要求,保證日後有退休金。但她仍擔心一旦中斷繳費,退休金的金額會很低,於是自費繼續繳交。

背負著不小的開支,飽受情緒病困擾,又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使Iris愈發焦慮。她每天早晨一起床便開始瀏覽招聘網站:「我一邊吃早餐一邊刷,下午也刷,晚上吃飯偶爾也會刷一下,一天可以刷十幾個小時」。

壓垮Iris的不只有失業的焦慮,還有同住母親的不理解。母親問她為何終日留家,不找工作也不結婚,將她在網上求職的行爲當成一蹶不振地沉迷上網:「她對我的評價就是一事無成。」為了逃避母親,即使抑鬱症未完全康復,乏力的她偶爾也會到附近的圖書館暫避,傍晚才回家吃飯。

Iris以前下班後都會到家附近的公園散步,緩解工作帶來的壓抑感。但現在到公園卻是為了減少在家裏和母親共處的時間。
Iris以前下班後都會到家附近的公園散步,緩解工作帶來的壓抑感。但現在到公園卻是為了減少在家裏和母親共處的時間。(梁喻珊 攝)

中年求職不易 35歲是大限

「職場可能已經不接受我們這些老人了」

Iris想再次投入職場,市場對求職者的年紀要求卻愈來愈苛刻。她有意投考公務員,卻也早已過了35歲的年齡限制。她認為內地市場偏好年輕人,因他們薪金不高,有體力,也易於管理。

Iris自覺工作經驗豐富,所以一直堅持月薪兩至三萬的求職條件。待遇要求偏高,再加上身體較虛弱,可選擇的工種較少,令她求職難度倍增。

Iris還提到,不少企業擔心女僱員入職後懷孕,需放有薪產假,減少人手的同時增加經營成本,所以傾向不聘請中年單身女性。一旦被貼上「未婚未育中年女性」的標籤,她的求職道路就更為崎嶇。Iris仍然嚮往結婚成家,亦渴求早日不再與母親同住。無奈的她只能繼續每天瀏覧招聘網,希望做回老本行。

家庭收入砍半 難捱高昂育兒成本

單身女性處境難,已婚的亦不易。

今年38歲的楊小姐讀法律出身,有16年行政工作經驗,失業前在北京一家電訊公司擔任高級行政經理,月薪一萬九千元。入職五年,楊小姐見證公司由十人擴充至百人,2020年下旬裁員潮來到,今年2月初,楊小姐便成為最後一批被裁的員工,她得到「N+1」賠償,共六個月的工資。

楊小姐已婚並育有一子,現在全家的開支依靠先生每月不足兩萬元的工資、以及她的賠償金和約二十萬元存款。楊小姐和丈夫每月要支付一萬六千元的房貸和逾六千元的生活費。培育孩子的成本亦讓她倍感壓力。六歲的兒子逢星期一、二要學羽毛球,星期三、四上泰拳班,星期五上英語課,一年興趣班的費用就要三萬四千元左右。北京的小孩普遍從小上興趣班,楊小姐見兒子樂在其中:「我寧願把自己的保險停了,也不想停小孩的興趣班。」她甘願降薪30%至50%,不一定要重回行政經理的職級,只為盡快回到職場工作。她不在意旁人目光,若到走投無路,也願意到時裝店從初級銷售員做起,因爲「養家更重要」。

屢因年齡碰壁 家庭狀況成求職必問題

失業一個月,楊小姐遞了110份履歷,只得到一個行政經理的面試邀約。

「他就直接說了:『首先你的年齡就擺在這了』」

面試官當場表明對楊小姐的年齡感顧慮,聲稱看在楊小姐有寫作經驗份上才給她面試機會。

查看招聘網站紀錄,楊小姐交出的百份簡歷只有十份被瀏覽,回覆均是「不合適」,「我也會問招聘方為什麼不合適,但對方基本都不會回覆。然後我就問了身邊的朋友,他們說基本上就是因為年齡。但是他們(招聘方)不會說這個敏感的話題。網站會偵測這些敏感詞語,公司可能會被舉報的。」

每當她看到有招聘要求提及不合理的年齡限制,例如某些崗位要求27歲以下,有碩士學位(内地碩士為三年制),工作經驗卻要三至五年,楊小姐便會向平台舉報其涉及年齡歧視。她稱不少公司對中年應聘者顧慮過多:「他們會認為三十多歲的人可能思維固化,對於新事物比較固執或者不接受」,導致她們求職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