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港避疫 求一片自由的天空

「我毋庸置疑地喜愛香港,但我厭惡疫情下港府的管治模式。」

來自澳洲的Jared Taylor在港擔任舞蹈教練,疫情下舞室多次被列入表列處所而要關閉,嚴重影響生計。加上大量康體設施停開,Jared無法鍛鍊,保持舞蹈員應有的體能和狀態,最終在今年2月中決定暫別香港。

本港今年年初爆發第五波疫情,政府逐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拖,不少市民受不了嚴苛的防疫政策,毅然離港。根據入境處資料,由今年1月至3月底,香港居民的離境人次接近24萬,比上年同期多出百分之50。離港避疫,是為了避開疫情,更是為避過壓抑的生活環境。

記者|汪樂霖 編輯|羅寶晴 

資料來源:入境處網頁

今年年初,政府為阻止第五波疫情出現,於1月7日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止晚市堂食、二人限聚令、關閉健身中心及娛樂場等。惟措施還未奏效,疫情便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大規模爆發,其後自2月24日至3月25日長達一個月時間,本港每日維持過萬宗確診個案。嚴謹的社交距離措拖未見成效,卻先令市民失去正常社交生活,甚至影響生計。

32歲的澳洲人Jared Taylor,7年前與同為標準舞運動員的妻子,經工作假期計劃來港,一直在不同舞室教授標準舞(Ballroom Dance)。疫情爆發以來, Jared的工作多次停頓,訓練和運動空間亦所剩無幾。反常的生活除了影響生計,更使他與妻子備受情緒困擾。最終,這一波防疫政策成了壓倒他的最後一根槄草,迫使Jared暫別他深愛的香港。

Jared說在澳洲需要至少一小時車程才能到達山徑,但在香港,從將軍澳的居所出發,只要走500米便到達山徑入口,從釣魚翁跑到清水灣,不但方便,沿途景色亦十分優美,使他可以經常到郊外越野跑。(受訪者提供)

7年前旅居香港 落地生根

Jared指,當初來港教跳舞,是因為外籍舞蹈老師能賺取較多收入:在澳洲,45分鐘的舞蹈課堂只能賺450港元,但在香港課堂收費則可高達750元,客源亦能擴展至深圳及上海來港的人。課堂以外,Jared亦不時受聘於一些上流人士,以高價擔當社交舞練習舞伴,亦有不少亞洲舞蹈比賽主辦方出錢邀請Jared夫婦到台灣及馬來西亞等地比賽,收入遠高於在澳洲當跳舞選手和教練。

除了收入外,Jared亦喜歡香港的環境和美食,談到他最喜愛的地道食物,Jared著記者不要嘲笑他,笑指最喜愛的是本地一家連鎖米線餐廳,更表示自己鍾愛中、港式美食,7年前來港時,已決定在港落地生根。

Jared和妻子於2021年10月在香港成婚,亦表示扣除第一年在港工作假期的時間,已定居香港6年,早已決定落地生根,預料明年將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受訪者提供)

防疫措施嚴苛 生計大受影響

可惜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已來,政府一系列防疫政策來襲,Jared的生活出現各種問題,首當其衝的便是經濟困難。疫情以來,舞室多次被政府列為需要關閉的表列處所,加上受限聚令影響,Jared只能以小班教學授課,收入比疫情前少了起碼一半。今年1月7日起,舞室再被下令關閉,無法教班的Jared就沒有賺取過任何收入。Jared指一些教授芭蕾舞或拉丁舞的朋友轉為網課,只需有4平方米的空間示範練習動作,就可以透過視像軟件在家授課。但Jared教授的標準舞如華爾滋、探戈,需要舞者在舞池上大範圍移動,至少要有50米長的空間才足夠。他笑言:「若在網上教授標準舞,只要一秒學生便會遊走出鏡頭外了。」舞室關閉令Jared沒有收入,看著積蓄日益耗減,租金和帳單等開支令他憂心忡忡。

作為舞者,跳舞就是Jared夫婦的人生。心肺功能對舞者而言極為重要,然而疫情下無法進行舞蹈訓練,連維持舞者所需的體能也不容易。本來健身、游泳都是他的例行公事,防疫政策下,他無法進行這類室內運動,只能與約10個朋友組成跑步小組,間中相約跑長跑,這也成了Jared疫情下唯一的運動。然而單單跑步的運動量仍然不足,使其體能漸漸變弱。Jared無奈地說,現時只跳一支華爾茲舞,就足以令他氣喘吁吁。今年年初疫情爆發後,Jared和朋友被迫二人一組列隊跑步,他形容「整件事看起來很愚蠢,而且帶口罩跑步的感覺極糟」。現時小組中一半成員已離開香港,跑步小組亦漸漸瓦解。

生活空間被扼殺 無奈離港

終於,Jared與妻子決定於今年2月中離港,先後到兩夫婦各自的原居地澳洲和芬蘭探望家人。Jared說,隨著客機降落澳洲,他在下機的翌日立即到舞蹈室練舞,情緒舒暢多了。短暫停留澳洲後,Jared前往妻子的原居地芬蘭與她會合。雖然在芬蘭教跳舞課的收入只得香港的5%,但比起賺錢,Jared更希望藉這段時間放鬆緊繃的心情,享受自由的空氣。

比起香港嚴厲的防疫措施,Jared指澳洲和芬蘭的防疫政策明顯寬鬆,雖然兩地沒有關閉室內康體設施,他卻不擔心染疫。他認為自己還年輕及健康,並已接種三劑疫苗,不擔心疫症對健康的影響。他更指,離開香港一大原因便是害怕萬一染疫,就會被送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社區隔離設施。但若在澳洲或芬蘭染疫,只需在家隔離5天,這對他來說沒甚麼大不了。

Jared2月離港時,早已買下回程機票,希望4月初回港。但他說,回港只為繼續教導已建立深厚感情的學生。居港7年間,Jared已教授其中一對學生六年之久,看著當初只是小學生的他們,長大成快將畢業的中學生,這對學生佔上了他生活的一大部分:

「我與學生們建立了連繫。說實話,若沒有他們,我不認為我會回港。」

Jared和妻子是標準舞(Ballroom Dance)運動員,舞種包括華爾滋、探戈舞等源自17、18世紀的歐洲宮廷舞會和民間土風舞,需要舞者在舞池上大範圍旋轉移動,難以進行網上教學。(受訪者提供)

處處受壓 陷入情緒低潮

疫情除了影響市民實際收入,亦有人因為嚴謹的防疫政策嚴重影響心情導致患上情緒病。在中文大學主修歷史的三年級本地生John(化名),兩年多疫情以來大學的面授課堂屢次被迫暫停,換上長時間的網上課堂。

網課期間,他無法專注學習,「像看YouTube似的」,跟面授的感覺完全不同。John曾嘗試回學校的電腦室上網課,希望加強專注力,卻因為該大樓數次有職員染疫而被封,迫使他滯留家中。沒有恆常的學習空間,久而久之,John的功課和論文不是遲交便是欠交,最終在2020-2021學年的下學期向學系申請停學。

John自小父母離異,母親最近再婚,加上網課下面對學業困難,John自言難以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情緒出口,使他患上情緒病。由學業到日常生活都實在過得太苦悶,令他不斷胡思亂想,也不再關心學業成績。心情一蹶不振的John 決定向大學保健處求助。經過診斷後,便轉介他向醫生接受藥物治療,令他病情漸轉穩定。

自發旅居德國 重燃學習熱情

禍不單行,在John情緒稍微好轉時,原正期待著本學年9月到美國耶魯大學的交流,卻突然被通知,交流計劃因防疫政策收緊而被取消。交流機會落空,在幾乎沒有社交生活的香港,John難再抵受疫情下的抑鬱情緒影響,因此決定獨自到德國,創造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在3月4日離境,到防疫政策較為寬鬆而且物價不算太高的德國暫住,直至免簽證到期。

雖然John在德國仍然要對着冷冰冰的屏幕上中大的網課,但當他在旅館的公共空間做功課時,住客會好奇地問他在做甚麼,繼而主動跟他聊天甚或提供協助,為John創造了一個更適合他的學習氛圍。即使要配合兩地時差,在凌晨3時起床上課,John亦自言不成問題。

John認為置身歐洲,每天看著當地建築物,令他更有動力了解當地歷史,重拾對學習的熱誠。(受訪者提供)

在德國四處遊歷期間,John對學習漸漸重燃熱情。以往讀到教堂歷史時,John不能深切體會教堂的底蘊,唯有親自到訪過才會明白。到過德國天主教教堂後的John,滔滔不絕地講述當刻感受到書本上的城市設計,以及宗教的影響力,讓他寫論文時更得心應手。短短三個星期的德國生活,足以令他的情緒問題得以改善。

他坦言情緒病藥物的確有用,但也不及離開香港見效。

擔心醫療系統崩潰 長者急離港

年輕人飽受情緒困擾離港,亦有嫁到外地的港人擔心長期病患的母親萬一在港染疫,會被送到環境惡劣的隔離營,於是帶同母親離港避疫。31歲的楊顥昕在2018年年尾與新加坡丈夫成婚,從香港移到當地居住。上年9月,因應新加坡疫情嚴重,帶著未滿一歲的女兒跟公司請假回港避疫。今年2月,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長者和長期病患染疫離世的數字創新高,楊顥昕的母親患有血壓高、心臟病、類風濕關節炎等長期病,楊媽媽擔心如染疫後成重症患者,在港未能得到適切治療。加上楊媽媽與丈夫和另外兩個女兒同住在500尺、只有一個廁所的居屋單位內,只要一人染疫,已難以有效隔離。相反在新加坡,二女(楊女士)的家地方大,套房有獨立廁所讓染疫者隔離,減低傳播風險,故跟從女兒和孫女回新加坡避疫。

楊女士在新加坡一間醫院當文員,她說新加坡在上年9月經歷每天數千宗確診的嚴重疫情後,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市民沒有出現如香港恐慌的情緒,一旦染疫只會在家隔離休息,不會蜂湧到醫院求醫。現時新加坡已大致回復疫前生活。她指,媽媽以往是每天都要跟朋友外出聚會的人,而且習慣每天早上到公眾游泳池游泳。防疫政策規限下,社交和運動習慣皆受影響,媽媽情緒難免變差。到達新加坡後,媽媽終於能夠重拾每天游泳的習慣,更加可以外出美容,心情大有改善。

楊女士(左二)指新加坡社會大致回復正常,一家人可與楊媽媽(右一)外出用膳,心情舒暢了不少。(受訪者提供)

離港不易 回港甚艱難

面對港府朝令夕改的入境政策,各人都表示難以預計回港行程。沒有工作的楊媽媽可以待香港疫情好轉措施才回港,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人。跳舞教練Jared為了不受航班熔斷機制影響,如期回港重投工作,索性一併買下數張回港機票及預訂了不同日期的隔離酒店。而中大學生John,則打算在3個月的旅遊免簽證期限過後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