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實施後，有傳教育界是政府整治「三座大山」之一。其中大專院校首當其衝，有教職員遭解僱或不獲續約，大專學術自由備受關注。學者因在外國論壇和本地電視節目中評論反修例事件，遭建制人士及官方喉舌炮轟追究；部分研究題目如身分認同研究被視為敏感題材；敢言教授遭校方打壓；更有不少撰寫社評、專欄多年的學者，陸續宣布封筆或擱筆。當學術研究摻雜更多政治考量，學者愈發低調沉默，甚至自我審查。如何捍衛學術自由，同時在政治漩渦中自保，無疑是當今學者的最大難題。

記者 | 盧紫菁　編輯 | 林詩雅　攝影 | 林詩雅　美術 | 林詩雅

今年9月，一向敢言、原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的羅永生及許寶強，突被校方單方面終止客席教授合約（Adjunct appointment）。兩人與有關社會政治事務有密切關係——前者多年來發布多本政治著作，當中《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廣為傳頌；後者不但擔任612基金的信託人，更被流亡的社運人士形容為「啟蒙者」——因此社會輿論質疑是次決定涉政治原因。

羅永生接受《明報》訪問時，稱校方解釋這次決定出於「風險管理」，然而，兩人任教嶺南大學逾二十年，素享盛譽，加上已經退休，不過是以客席教授的身分教授課程，所謂「風險」，究竟為何？對於事件原委，校方未有公開回應。同月，來自同一學系，同樣敢言的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也不獲校方續聘。

政治紅線頃刻降臨　始料未及頓失教席

訪問當日下午，記者相約葉蔭聰走訪其辦公室，未到約定時間，葉已提前到達等候。他帶記者乘坐工廠大廈電梯，穿過重重防煙門，來到一個約百呎的工廈劏房單位。單位內擺放著一張小型辦公桌，被書櫃包圍，陳列著不少與民主、社運有關的書籍。葉蔭聰笑稱：「之前的藏書更多，但不夠空間擺放，搬辦公室時只好把近千本書送出去了。」

葉蔭聰在嶺大任教將近20年。他當了十年以上的短期合約教員，在2015年簽署了「3+3的終身制軌道合約」（Tenure Track），成為了客席助理教授。及後，他在2017至2018年一度擔任文化研究系副系主任，處理系內的行政事務，看似步步晉升。去年初，在系內評審委員會和文學院院長的一致推薦下，葉蔭聰申請由合約轉為實任（終身教席），最終竟被拒，校方只提供一年的短期合約 (exit contract)，讓他利用這一年的過渡期，離校另覓教席。

葉蔭聰憶述終身教席的申請遭拒後，曾就結果上訴，當時文學院院長建議，把他的學術履歷及著作等交給校外評審，聽取獨立意見。審核申請的四名校外評審皆為國際知名教授，他們一致推薦葉蔭聰，但葉的上訴申請仍遭學院學術評審委員會（簡稱FAP）駁回。FAP一般由校內數名實任教授組成，負責審核大學合約教員的實任申請（即終身教席合約），掌握最終決策權。

葉慨嘆：「FAP還沒看到校外評審的報告，就已經決定駁回上訴，最終在文學院院長要求下，才領取報告。而FAP拿到校外評審的報告後，只著眼於報告中部分有關著作的批評，卻無視評審最終決定是支持推薦。」

今年8月，過渡合約正式完結。雖然葉蔭聰無法在嶺南大學全職任教，但學系早與他口頭協議好，來年兼職教授四門碩士學科。然而擬定合約前，人力資源部臨時通知學系，指不可聘任葉蔭聰作兼職。當時的系主任曾親自向校長鄭國漢要求解釋，但不獲回應。於是，葉蔭聰不但無法獲得終身教席，連兼職都不可，要徹底離開嶺南大學——一年間，他的職業生涯如過山車般曲折。

問及準確的「死因」，葉蔭聰直言被難倒了：「但想必與我們的學術、專業無關，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治考慮。」葉過往多項研究與公民社會、政治參與有關，亦曾響應2014年雨傘運動裡「罷課不罷學」行動，到金鐘為罷課學生授課，並聯同同系教師，以嶺南大學文化及研究系的名義發表聲明，公開支持雨傘運動的示威者和實行普選。

當時，校方已對此表示不贊同，校長曾向他們發信表明反對上述聲明。葉蔭聰預料會被「秋後算賬」，但校方卻沒有繼續行動。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他繼續參與遊行，以及參與多不勝數的聯署——想不到反修例運動翌年，校方驟然開始打壓。他強調，於大學任教多年，教學評估（Course evaluation）的成績一直良好，亦有發表受國際認可的研究，除了潛藏的政治原因外，想不到為什麼會被趕出學校。

學者開始自我審查　低調行事

任職政治學系教授的David（化名）表示，現時進行學術研究變難。一方面受訪者難求，每問及政治、社會密切相關的議題，即使有人願意匿名接受訪問，他卻怕研究公開後對受訪者不利，例如受訪者若捲入政治官司，這些言論將被當作呈堂證據；另一方面亦擔心「講錯嘢」（說錯話），用字被人「抽秤」（挑剔），「你說Police Violence（警察暴力），雖然全世界也用這個字詞，但如果我們寫的話，會否變了鼓吹『黑暴』（政府譴責反修例運動示威者的用語）？」他無奈指：「學者不做這類研究，既為保護自己，實際也做不到」。

問及是否任何與政治相關的研究都無法進行？任教社會科學學科的教授Tony（化名）認為可以進行，但要多加小心：「其實也有一定空間，但我想大家不習慣的是，以前不用經常考慮最壞情況。」他強調研究報告的內容只能是「純數據」、「純學術」，形容比起之前，會「多了一些計算」，也要注意研究絕不可以提出任何倡議，否則就會被視為「動員群眾的人」，或觸犯《國安法》；而且若研究涉敏感題材，「就悄悄地發布，不要多加宣傳。」

研究以外，學者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也會受狙擊。曾有學者在港台節目評論警方行為，其後被親中媒體「起底」，姓名更被放上了「亂港黃師」的網頁。以往，David願意接受傳媒訪問，評論政事，如今一律拒絕：

「現在不再是一個開放的政治環境，再做下去也沒意思… … 整個大環境令你很束手無策」。

他認為政府已不會聽取學者的意見，亦相信學術界存有政治「黑名單」，即親民主派的的學者會被政府監察：「一定會留意你們的一言一行。」他坦言不會與社會運動關係密切的學者合作研究：「距離犯法還相距甚遠，但始終怕煩。」他不願因此得失親中人士，為校方帶來麻煩。

Tony認同此觀點，指出很多學者的主要顧慮並非法律風險，而是親中媒體、以及社會人士的窮追猛打，令他們的聲譽受損：「例如『藍絲』在公開群組裡狂罵，這就會驚動到一些怕麻煩的管理層。」他解釋大多學校管理層傾向小事化無，不願陷入政治爭議；加上學術界的風氣保守，鼓勵學者專注國際學術研究，尤其年輕學者若經常涉及社會事件，校方會認為他們「不務正業」，或影響他們其後申請終身教席。

擔憂禍從口出　學者頻頻封筆封口  

除了出版學術文章，報章專欄亦是學者唇槍舌劍、論道議政的平台。惟近日不少學者，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等相繼擱筆。俞（化名）編輯負責一份日報的觀點版，他表示目前為止，未有作者明言因政治原因封筆，但曾遇作者主動詢問「有沒有東西不能寫」，亦有作者和他說，寫作時難以直接針砭時弊。

除了專欄撰評，新聞界亦不時訪問大學學者回應時事、評論政策。然而，從事記者近十年的羅嘉凝無奈指，近年尋找學者評論時政愈見困難，尤其問及《國安法》有關的法律回應，更是難上加難。她指願意受訪的學者愈來愈少，受訪者言談亦變得小心謹慎。她憶述，今年6月《蘋果日報》停刊，她找學者評價停刊對傳媒界以至社會的影響時，受訪學者欲言又止，不時收回答案，訪問時又會要求「這幾句還是不要寫」、「你當作沒有聽過吧」。

羅憶及，近日訪問一位學者，完訪後該學者再三叮囑她：「你記得小心點寫，不要把我single out（突顯）出來。」學者不願當出頭鳥，有學者更明言不再受訪：「因為講的說話，隨時會被人拿出來追究。」羅嘉凝分析認為，學者或覺得受訪風險高而缺乏意義，政府不會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只會招惹建制團體攻擊。羅深感可惜，慨歎當愈來愈少學者願意回應時政，公眾便失去專業分析和意見，難以了解事情全貌。

捍衛學術自由　不悔受打壓 

葉蔭聰離開任教多年的嶺南大學，成為「流浪講師」；從前的辦公室座落高等學府，如今匿於不起眼的工廈，他苦笑表示尚未適應，但從不感後悔。

如今，他在中文大學當兼職講師，收入少了三分一。他堅持學術空間不能退讓，認為不必刻意迴避敏感的社會事件，在課上從不避談政治：「本來就應用行動捍衛教書的空間，而不是愈退愈後。你（教師）可以持有不同立場，但不能因內容敏感而忌諱不說。」雖然他本人不忌諱時政，但學生卻不敢在課上議論政治。他指曾有內地學生在課上匯報時提及反修例運動，問答環節時，本地學生竟異常沉默，沒有就此展開討論。

談及當今學界的自我審查現象，葉坦言感失望，認為他們即使在日常授課也會過於「蛇𠺌驚青」(膽小)。他不曾被高層警告過，但不時被同事善意地「提醒」，指他太「勇」：「嘩！你做這些題目的研究，很危險呢！」之前更有一位同行問他，課程簡介上可否寫有Protest（示威）一字。葉蔭聰無奈地笑了笑：

「我對他說，你傻了嗎？如果連Protest都不能寫，那還有甚麼可以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