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檢查加國安元素 創作人紅線前止步

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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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條例修訂我又不是很驚訝,我的感受是終於都擺上枱面了』。」被問及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導演莫坤菱只感無奈。訪問當日,她身穿黑色上衣,印着一句英文歌詞:如果我們想做錯的事,就要變得非常堅強。

今年6月,莫坤菱首部執導的反修例運動劇情短片《執屋》未獲電檢處發出的准映證,被迫取消放映。政府同月亦宣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會否不利國家安全,並於10月底通過三讀。國安法之下,紅線蔓延至電影業,電影人該如何在重重紅線之中,尋找新的創作空間?

記者|羅子璇 編輯|伍衍亭 攝影|羅子璇 伍衍亭

《執屋》為莫坤菱首部執導劇情影片,故事講述一名男生於反修例運動中被捕,女友為他上門「執屋」,並遇上與男生政見相反的父母。製作團隊由去年3月開始寫劇本,時隔一年終於完成製作,並獲上映機會。影片原定於第15屆鮮浪潮電影節放映,今年6月13日為首映日。

根據條例,檢查員需於影片呈交後不超過28天內決定是否發出准映證,莫坤菱指影片已在5月初呈交。臨近上映日,莫仍遲遲未收到准映的回覆,只好取消首場放映。她沒想過《執屋》不能放映,更不解電檢處為何要拖延:

「當電檢處只是用行政手段拖延,我覺得有些無奈,因為它沒說『可以』或者『不行』。」

《執屋》講述反修例運動下兩代人的矛盾。(受訪者提供)
《執屋》講述反修例運動下兩代人的矛盾。(受訪者提供)

政府提電檢修例 禁電影危害國安

在《執屋》未能上映的同時,政府於6月11日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指明檢查員有職責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需考慮影片上映會否不利國家安全,政府亦於8月向立法會提交《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假如影片「相當可能」不利於國家安全,政務司司長有權撤銷已發出的准映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可延長電影審查時限。由於涉及國安,有關決定不可向審核委員會上訴。10月27日,立法會正式三讀通過電檢條例修訂。

大學線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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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需「落14刀」 《執屋》無奈放棄上映

宣佈修例消息之後,電檢處於6月17日向鮮浪潮發出書面回覆,要求影片不能以《執屋》為名,而且片中有14處需要刪減,包括父親同情兒子被捕的情節,並要加上「影片内容可能構成刑事罪行」的說明,否則影片不會獲發准映證。

莫坤菱從沒料到影片多處不過審:「刪走14個位置很多,這短片只有20多分鐘,刪走14個地方就『乜都無』。」她指影片主要刻畫親情而非政治,亦沒有偏向任何政治立場,而且香港過往有不少創作,例如《夜更》和《3月6日》亦是關於兩方政治立場的對話。莫坤菱坦言有想過妥協,按電檢處要求刪走14個片段。但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連《執屋》二字都觸碰到紅線,為了保留創作原意,她最後拒絕修改,影片無法取得准映證。籌備近一年的影片最後不能放映,莫坤菱慨嘆:

「作為創作人,這是無所適從的。如果電檢處告訴我2019年是不能寫的,那我可以改寫其他題材,但它沒有告訴你『不可以』。」

莫坤菱首部執導作品為《執屋》,因不獲電檢處發出准映證而無法在本港放映。(羅子璇攝)
莫坤菱首部執導作品為《執屋》,因不獲電檢處發出准映證而無法在本港放映。(羅子璇攝)
大學線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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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形紅線 隱晦到無人明白

經過三個月的沉澱,莫坤菱嘗試估計紅線所在,是不能講述黃藍家庭故事,不能同情示威者,還是不能提及反修例運動?面對電檢條例修訂,她認為如果創作者要確保電影能安全過審,是一件費力的事:

「是否要打擦邊球?是否要很隱晦,隱晦到無人明白呢?這是藝術工作者要適應的事情,不單是電影界。」

莫坤菱以往為專題記者,較多製作紀錄片等影像項目,《執屋》是她首部劇情影片。對於未來會否繼續創作,她坦言經歷《執屋》一事後,她已很難再找到本地投資者:「可能看見你的名字,知道你拍過這些東西,就不投資了。」她又指,電影由寫劇本、拍攝至後期製作均需時較長,但政治環境變化急速,沒有充裕時間予導演製作政治電影,她表示:「你以為能說的事情原來在一年後不能說,會否將來有更多限制,會不會在將來有某些字眼,如『本地』、『香港』都不能用?」她希望繼續製作社會或愛情題材的電影,但要取決於團隊和投資際遇。

影響蔓至商業電影 業界見步行步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資深電影工作者田啟文認為,從商業電影製作人的角度來看,所有電影題材都需要有爭議性,例如《怒火》塑造正邪難分的警察角色,以營造反差誇張的劇情效果。就電檢條例修訂,業界憂慮選材令他們誤墮法網,尤其是挑戰法律的情節:「電影呈現炸禮賓府的畫面可以嗎?是誰炸?為什麼要炸?這些都需要討論。」

田啟文認為,電影人必然選擇具爭議性的題材製作電影,修例令業界擔心誤墮法網。(受訪者提供)
田啟文認為,電影人必然選擇具爭議性的題材製作電影,修例令業界擔心誤墮法網。(受訪者提供)

「任何改動出現,而該改動不是令市場更加開放,都是行內人不想出現的情況。」田啟文認為,條例影響了電影界的創作空間,他和業界代表曾就此與政府會面,但對於業界的具體疑問,政府表示也在摸索中。田啟文又指電影是多元化和多角度的創作,很難白紙黑字寫清楚,即使業界舉例一套電影作樣本討論,亦不能斷定日後同類電影必定能過審。他認為:

「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最好的方式就是見步行步,將個案分開討論。」

對於有聲音指電檢修例或會令投資者卻步,田啟文解釋現時行業運作模式大多是導演主動尋找投資者。他不排除修例後,投資者會因為導演曾拍過政治電影而拒絕投資。

時隔20 政治審查再現

事實上,電影遭政治審查亦非新鮮事,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回顧香港電檢條例歷史,審查的嚴格程度與社會氣氛息息相關。在50至60年代,由於港英政府擔心共產主義滲透,大量中國電影和紀錄片都被禁映。直至80年代,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的台灣電影《皇天后土》被港英政府以「不利於友好國家關係」為由,上映一天後撤下。直到1988年,政府正式頒布《電影檢查條例》,包括成立電影檢查員小組及審核委員會,並制定電影分級制度。至1995年才取消政治審查條文,而條例中的分級制度則沿用至現時。

時隔近20年,國安法令政治審查以更高姿態再現電影圈,製作人亦再被政治紅線籠罩,吳國坤指,經過反修例運動後,政治紀錄片的背景取材或更易觸動政府神經:

「其實拍攝和放映那些紀錄片本身未必有問題,而是中國和政府覺得2019年(反修例運動)有問題。」

吳國坤指緊張的社會氣氛令政治審查重現電影界。(羅子璇攝)
吳國坤指緊張的社會氣氛令政治審查重現電影界。(羅子璇攝)

吳國坤補充,港英政府對電影審查沒有清晰條文,亦沒有立法過程,純屬業界知道和默認的內部審查,今日的國安法卻是明文立例。現時的社會氣氛亦不利於政治電影,「危害」和「不利於」國安的意思是什麼,他認為電影人必然有所猜測和避忌:

「它(電檢修例)的威嚇作用超越了實際想管的東西,寒蟬效應的確存在。」

在條例修訂之下,吳國坤認為未來兩年都是摸索期,創作人或要嘗試更隱晦地批判社會,專注於電影說故事的藝術,例如《執屋》的背景不一定要提及反修例運動。應對電檢修例的最好方法是繼續創作不同題材的電影,「世界很闊,先不要被這件事(修例)框死創作力。」他寄望電影人繼續拍出好作品,延續香港電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