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路走了三十年 遇上十字路口

「完善選舉」、「愛國者治港」等口號,近日不絕於耳,往後立法會只有20席直選議席,從數量上看,直選成分大為減少,中央和特區政府也沒再提及《基本法》中「循序漸進」達致立法會普選的目標。

民主派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爭取普選:由爭取「八八直選」失敗,到1991年參與立法局首次直選大勝,又迎來前港督彭定康度身訂造的民主高峰,再到2010年民主黨爭取「超區」,卻墮入「賣港」深淵⋯⋯「完善選舉」後,民主派要入立法會已障礙重重。民主派過往三十年爭取普選的工作,是否功虧一簣?民主政制發展,是否要畫上休止符?未來議會還有民主派的一席位嗎?

記者|陳慤 吳蓁 編輯|張沅汶 攝影|吳蓁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英政府意識到不久後必須撤出香港,於是開始在香港推行民主化實驗,著手推動代議政制改革。1982年,香港舉行了開埠以來第一次區議會選舉,開啟民主政制。

港府初步開放政制發展,社會上的壓力團體漸漸冒起。七、八十年代是年輕港人關心政治的萌芽階段,來自不同界別的壓力團體紛紛成立。當中包括專注地區工作的「社區組織恊會」(SOCO)、「公屋評議會」,關注教育政策的「教育行動組」等。在香港前途問題的長期浸淫下,壓力團體開始發展成政治團體,希望進入議會影響政府施政。早期民主派組織如「匯點」、「太平山學會」相繼於八十年代初成立。

八十年代中英前途談判 港人開始參政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前,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首次於官方文件中確定香港代議政制未來發展方向。

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正正在八十年代展開從政生涯。他就讀香港大學時參加學生會,畢業後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概念。當時香港社會認為回歸後,中國政府不會派員管治香港。李永達也確信,港人未來能全權治港,便開始參政,於1985年第一次參選區議會。

 當時社會亦開始爭取1988年的立法局設直選議席。為爭取「八八直選」,民主派曾於1987年9月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爭取八八直選集會」。當時民協已成立近一年,李永達以民協成員身份參與集會。他表示,殖民地年代的香港市民政治參與度不大,不過那次集會人數逾萬名市民參與,屬歷史上少有。

他續指,八十年代中期,香港開始有很強烈的閱報和政治辯論風氣,報紙的頭版每天都圍繞着「港人治港」、《基本法》和普選等議題。加上1989年天安門事件,令香港人第一次體會到生活離不開政治,對中國政府產生極大恐懼,觸發百萬人大遊行,也成為港人參與政治的轉捩點。1990年,太平山學會、民協等論政組織的成員組成了民主派第一個政黨——港同盟,亦即民主黨的前身。八八直選落空,本港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首次有地區直選議席,港同盟嶄露頭角,往後幾次選舉更是勢如破竹。

1994年,港同盟於和另一民主派政治團體匯點合併,成立了今日的民主黨。見證港人的政治和民主意識萌芽,亦見過民主派鋒芒畢露之時,回望過去,李永達認為八十年代中央清楚港人不信任共產黨,因此刻意在很多議題上都表現得開放,希望獲得香港人支持:「民意不支持共產黨,他就要放一個面孔出來,顯示出自己很開放,說你們未來會有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的,你們日後都是港人治港,馬照跑,舞照跳。」

因此,面對現在人大常委會大幅改變選舉制度,李永達並不會太失落。早在回歸前,以故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向民主黨成員預告,中央政府不可能給一個城市完全的民主自由。所以李永達相信,爭取民主和普選的道路一定十分漫長。

「我有很長遠的心理準備,就是我有生之年也不會看得到(實踐普選)。但有甚麼問題呢?我要問我自己,在我有生之年,有沒有貢獻過這場運動。」

新九組方案 爭取每一分民主

九一直選裡,立法會議席60席中有18席為地區直選議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曾任外媒記者多年,當年因希望推動香港民主,決定棄筆從政。她在九一直選以獨立人士身分出戰新界東,勝選後成為第一位民選女性立法局議員。她憶述,當年參選人多數不會親自「落區」拉票,她卻每天清晨就起床,趕在早上7時到巴士站向市民派傳單,每晚還會到公屋探訪。

劉慧卿親自「落區」拉票。(受訪者提供)

她表示,當時市民不清楚選舉詳情,過往亦沒有親身接觸過候選人,選舉氣氛不太熱烈。但因為她不斷親身與選民接觸,市民感到新鮮,對她印象亦非常深,遂逐漸投入選舉中,令她以46,515票的高姿態勝選。

九一直選中,劉慧卿以46,515票的高姿態勝選。(受訪者提供)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在固有的立法局選舉框架裏盡量增大民主成份。在1995年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中,取消所有官守及委任議席、擴充地區直選議席,他在功能組別制度下,推出「新九組」方案,增設九個功能組別議席,包括: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紡織及製衣界、製造界等。「新九組」將選民基礎擴至最大,例如新增的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共有24萬個合資格選民,選民除了包括公務員,更有樓上提供按摩服務的技師。當時立法局共有60席議席,在這個制度下,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議席共29席,佔總議席近一半。

劉慧卿現在回想,認為「新九組」方案的確比舊制度好,可擴大選民基礎,算是一種進步:「每一組(功能組別)有幾十萬人可以投票,當然好過你(舊制度)幾千人幾百人吧。」

但她當年形容「新九組」方案為「一滴的民主」,未夠全面,因限定九個功能組別的做法較「笨拙」,於是她在立法會提交全面普選立法局的私人草案。彭定康的「新九組」草案與劉慧卿的私人草案在同一天二讀,最終彭定康的草案獲通過,劉慧卿的私人草案以一票之差遭到否決。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也是港英政府最後一次選舉中,民主派亦如眾人所料獲空前大勝,取得31席,當中17席來自地區直選,10席來自功能組別。1995年立法局選舉,成為民主派至今唯一一次取得過半數議席的選舉。

循序漸進爭民主 與中央破冰會面

回歸後,中央雖沒有為雙普選制定時間表,卻曾承諾過雙普選的目標。《基本法》68條列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亦因此由1998年的20席,「循序漸進」地增加至2004年的30席,但自2004年人大就政改釋法,並否決就07、08雙普選後,政制改革便停滯不前。

前特首曾蔭權任內,分別於2005和2010年提出政改方案,建議在立法會新增五個直選議席,以及五個由區議員互選的功能組別議席,結果兩次議案都遭否決。2010年,民主黨提出俗稱「超級區議會」議案,希望將曾蔭權建議的、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五席的功能組別議席,改為由區議員參選、全港非傳統功能組別的選民都可投票的議席,即每個選民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都各有一票。「超區」議案最終獲通過,但至今仍然有聲音批評,指民主黨就議案到中聯辦與中聯辦官員討論是放棄原則,作出不利民主的妥協。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透過梁愛詩,安排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多次會面,而最後一次則在中聯辦進行。劉慧卿當時任民主黨副主席,與時任主席何俊仁、黨友張文光,代表民主黨進入中聯辦與官員會面。

劉慧卿現在回想,她承認民主黨低估市民對於中聯辦的反感程度,理解市民對中聯辦反感,但不認同「賣港」、「出賣港人」等批評。她認為方案增加了五席地區直選議席,以及五席直選的「超區」功能組別議席,變相增加了10席直選議席,大大提高民主成分,並非出賣民主。劉慧卿說,若時光倒流,她仍會支持方案:「我會做得不一樣的,就是不走進中聯辦,支持方案我會一式一樣再做一次。」

劉慧卿認為,「超區」議案是行前一步,不後悔當年支持方案(吳蓁攝)

但劉慧卿明白,「超區」只是一個妥協方案。《基本法》指普選要「循序漸進」進行,中央亦同意方案通過後可討論全面普選,她認為「超區」方案可使選舉進程「行前一步」,所以同意方案。

「他(中聯辦)提出來的方案不是普選,如果你要堅持(普選)就馬上拉倒了,但我們覺得就算妥協行前一步,都值得。」

新制度下的選舉意義 民主派何去何從?

轉眼11年過去,所有爭拗都歸於歷史。2021年3月,人大修改選舉辦法,「超區」議席取消,地區直選議席減至20席,參選人還須經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以及選舉委員會五個界別的提名。民主派要參選,可謂難過登天。

才接任民主黨主席三個月的羅健熙,上任不久便面對如此巨變。他表示,政黨本可透過選舉獲得民意授權,但現時有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個嚴苛的「政治忠誠審查」系統,他擔心日後參選人要通過審查、要卑躬屈膝才可獲得提名,等同喪失尊嚴。

他又指,修改選舉辦法後,民主派對政策的影響力大幅下降。黨內亦有人質疑,即使民主派當選,應在議會擔當甚麼角色:「反對、監察和制衡的力量已經基本上接近零。他(政府)靠選委會和功能組別已經能足夠過半(票數)的時候,他哪裏會有誘因要聽你的意見,要得到你的支持呢?」

羅健熙也觀察到民間對新選舉辦法抱持「不關我事」的心態。他擔心選民未來的投票意欲會降低,也擔心選民不覺得民主派參選有任何意義。他指民主黨現時要思考參選對市民是否還有價值,例如能否帶來資源和空間,讓反對派發聲,才決定是否參選。

羅健熙認為這次的新制度是民主黨創黨以來最困難的時刻,不過「即使是很難打、很難頂,但起碼我和我的黨友仍然在一起『頂緊』,我覺得這已是很美好!」(吳蓁攝)

民主黨成立近30年,羅健熙指創黨至今也預想過會面臨不同衝擊,但現在面對的壓迫更具體,更迫在眉睫,是民主黨創黨以來最困難的時刻。但他深信,民主黨所做之事沒有違反國安法和一國兩制,更沒有損害香港利益,會繼續堅守信念爭取民主和普選:

「即使是很難打、很難頂,但起碼我和我的黨友仍然在一起『頂緊』,我覺得這已是很美好!」

香港還會有普選嗎? 學者:答不到

研究香港政治及選舉制度逾30年,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中央過往對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一直強調要以「循序漸進」的原則進行。本來大眾都以為可以邁向普選,為何近年會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馬嶽估計,分水嶺或在2012至2013年,當時梁振英和習近平先後上台,中央對於民主的態度越趨保守。內地逐步收緊公民自由,香港也難以在選舉制度上特別開放。2019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也令中央察覺到要改變選舉辦法,防止民主派透過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席,在選舉委員會取得更大勢力,影響未來的特首選舉。

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宣讀「完善香港選舉草案」,報告中「普選」、「循序漸進」等字眼都沒有出現。馬嶽指,《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列明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會以普選為最終目標,而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只應是過渡性質,這次改動一下子顛覆過去30年最終普選的原則。

「本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說普選是好的,你不可以說普選是西方的『衰嘢』,那(普選)是基本法的憲制目標。」

未來立法會選舉只有20席直選議席,馬嶽推斷,中央留下部分直選議席,容許偶然提出反對聲音,卻不會讓作出激烈行動的民主派人士進入議會,目的是向世界展示香港依然有民主,選舉仍有認受性。馬嶽認為,除非中央對港政策有根本的改變,否則民主派短期內難以爭取普選:

「至於何時會返轉頭,我真的答不了。」

馬嶽認為,除非中央對港政策有根本的改變,否則民主派短期內難以爭取普選。(吳蓁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