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初任《大學線》記者時寫的首篇報道，是關於「煽動刊物罪」的當年今日，那時《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等高層剛被捕。來到大學生涯最後一年，「立場煽動案」原訂於數天後（15日）裁決，其後改為口頭陳詞。而筆者對新聞、新聞工作、記者身分的思考，正是在傳媒人近兩年還押、審訊期裏，萌芽、封閉、再找尋生長的空間。
撰文｜蘇楚淅
新聞行業，是一個怎樣的行業？做新聞，做的是甚麼？
法庭上，鍾沛權表達對言論自由、公眾利益的信念，令人觸動，他說，「我們做傳媒、新聞機構，其實幾天真簡單，有新聞價值的人物、事件，受公眾關注、有公共性，關乎公眾利益，我們就很有動力去做。」他亦解釋，傳媒意圖就是希望透過記錄、分析，給香港公民充分的資訊去參與討論。
這些年來，筆者常反躬自問：我做新聞時，是抱著這樣宏大的理想嗎？每每想到這裡，我總感到心虛。這種心虛進一步延伸至，每當外人得知我仍唸新聞、仍做記者，投射過來的讚賞眼神，透露著感嘆的言論，甚至為此拍響的掌聲，總讓我不知所措，自覺德不配位。
筆者一直嘗試理解，新聞與評論、創作不同，新聞是面對普羅大眾的，透過新聞媒體所傳遞的資訊是為公眾而服務的，新聞必須具備公眾利益。然而，當實際操作時，記者真的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報道嗎？報道真的具有公眾利益嗎？
有同學觀畢電影《白日之下》後說：「印象最深刻的對白不是甚麼『唔好為做咗一件啱的事而內疚』、『十年後仲有冇記者』、『擇善固執』… 反而是『你哋淨係關心自己篇報道』，打到入心。」她形容，這些年做新聞時常有這種感受：究竟我是真的關心他們，還是純粹為報道而報道，為完成故題而訪問，然後在報道出街後強行為自己找一些意義？
亦有任職電視台的同學認為，現時做新聞只像一班人在生產些沒甚影響力的東西，最多只是有一兩句好bite搶到人們的眼球，但又很快被忘記。還有同學自覺所生產的新聞僅流於風花雪月，或許難以扯上公眾利益。
脫下神聖外衣、摘下光環，新聞行業與世間大多數行業一樣，記者亦只是一個職業。如同曾任記者的專欄作家月巴氏所言：「（記者）努力影相拍片寫稿諗VO度大題，可以純粹為了升職加人工博花紅，而不是為了善良或展現善良，對報道的人與事，可以冷眼，可以懶理。」可即使如此，仍有許多堅守新聞工作信念、超越自身利益、關心社會的記者們，無論在多壞的時勢，都仍一往無前，報道真正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新聞。
但自認沒有那般宏大理想、卻仍在做記者的人們，是為了甚麼？箇中原因，其實很平凡。有人為追尋興趣，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有人喜歡創作，卻並不天馬行空，想透過新聞訓練來培養時事觸覺、累積閱歷；有人因為性格、能力合乎新聞工作要求，便一直做；亦有人從新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筆者以往常苦惱自己當記者的理念不夠宏大，更因此質疑自己是否適合從事新聞工作，即將畢業之際，還不懂回答「做不做記者？」這問題。卻逐漸發現，也許再怎樣苦思，也不會得到真正能說服自己的答案。
那麼，與其思考「做不做記者？」，不如思考「我是為了甚麼而做記者？」
筆者相信，當我們一路尋找那答案，最終必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它未必是新聞行業，也未必是任何一個固有行業，我們會發掘出新的路向，也會創造出自己認同的身份。
筆者亦相信，即使不從事新聞行業，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記者。我們生來就如同海綿般吸收、感知這世界，我們擁有發現、記錄、傳遞的本能，而記者之所以能成為一份職業，是因為他們受過訓練後，更懂得發掘、判斷及消化資訊，進一步協助讀者理解，更重要的是，去呈現陽光照耀不到的陰暗處。
若能把握這份記者精神、技能及守則，其實每個人，無論身處哪個崗位、運用甚麼形式，都能夠記錄事實、貼近真相，甚至超越記錄，去表達，如同近期上映的電影《尚未完場》、《白日之下》，最觸動我的，並非作品內容，而是那班長年累月地發掘黑暗、雕琢呈現、回應社會的創作者；甚或超越表達，去行動，如同兼任清潔工的藝術家程展緯，身體力行地為基層勞工爭取權益，他說過這樣一番說話：「藝術家要洞悉整個社會運作的框架，找到自己應該站在甚麼位置。」
這樣的人，遍布各行各業，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從他們身上看見的，正正是那份「記者精神」。如此，我們又何須糾結應否當一名新聞記者。最緊要的，當是找到自己的聲音，向那方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