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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一棟舊式洋樓內,年約七旬的陳伯伯獨居於約400呎的兩房單位。本應寬闊的空間卻被雜物堆滿,舊衣服、破紙皮、泛黃的報紙凌亂地散落在地上和床上,兩間臥室被幾座一米多高的「雜物山」堆滿,幾乎難以下腳。整間屋只有近門口處留有尚可容身的單人床,床邊放著一張小圓凳,代替被衣物掩蓋的桌子,凳上放著伯伯喝剩的半瓶礦泉水。
囤積問題在香港不算罕見,傳媒時常報道露宿者囤積大量垃圾霸街,或鄰舍投訴「垃圾屋」影響生活,卻鮮有關注囤積人士的心理需要。一些民間組織相繼成立,幫助囤積人士整理物品,改善生活。「建祝義工隊」於2015年成立,至今累積處理超過300個囤積個案;救世軍「“掃”心事」囤積行為人士社區支援計劃於2021年推行,至今收到超過150宗服務申請——在囤積表象下,囤物者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需要的究竟是甚麼?
記者|羅杏兒 編輯|龍揚 攝影|龍揚
陳伯伯(化名)有家族遺傳精神病史,早年確診思覺失調,常產生幻覺,對著鏡子自言自語,目前每月定時到醫院覆診、打針。伯伯原與家人同住,自父母及大哥相繼離世,二哥搬進老人院後,便剩下他一人。陳伯伯百無聊賴,每天都會去附近的長者中心參加活動打發時間,結識了中心社工黃姑娘。相識近兩年,黃姑娘卻在今年7月上門幫伯伯處理家居漏水問題時,才發現他的囤積問題。
七旬老翁囤積家人生前物
陳伯伯的單位內,家人們生前的舊物散落床上,單位內隨處可見一家人以往的生活痕跡。用來墊桌子的舊報紙掉落一半在床頭,存放針線的餅乾盒子大開著,和三把破舊的風扇一起,淹沒在雜亂的衣服堆裡。最上面還擺著一張因泛黃而看不清人臉的家庭照片。黃姑娘認為伯伯的精神疾病讓他無法分辨物品的價值,不知道哪些要留下、哪些要捨棄,才造成囤積問題出現,無價值的廢棄紙盒和舊報紙等也堆積在一起。「他以前太依賴家人了,所以當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不知道怎樣處理。」
後來,黃姑娘輾轉找到「建祝義工隊」幫忙。建祝義工隊為香港專門幫助囤積人士整理家居的一間民間組織,並有著成熟的二手傢私免費轉贈項目。當時陳伯伯家裡廁所漏水,浸濕了屋內的囤積物品,老鼠、蟑螂亂竄,義工隊整整花了八小時才把單位整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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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視我好像媽媽一樣。」兩年來的接觸讓伯伯對黃姑娘十分信任,有黃姑娘陪伴,伯伯平靜地看著義工們打掃家裡,看著家人的舊物被整理清除。為避免伯伯無法處理太多物品而再次囤積,義工們將所有雜物都清理乾淨,只留下他的生活必需品,並換上了免費的二手家具。
一個半月後,本刊記者隨黃姑娘與義工隊家訪陳伯伯。家裡沒有了堆積如山的雜物,顯得空曠,房間正中仍擺著兩瓶只剩下小半的漂白水和洗滌劑。陳伯伯看到黃姑娘,立刻笑容滿面,拿出上次義工隊送來的木凳子,請黃姑娘坐。他聽著黃姑娘絮叨自己,怎麼還不把凳子的膠條撕掉。不一會兒踱步到房間,從抽屜中拿出正在吃的精神科藥物和覆診紙,又從紅白藍膠袋中取出新買的衣物,像小孩般展示給黃姑娘看,姑娘叮囑伯伯:「衣服太破了就別要。」「好,好。」陳伯伯臉上帶笑,把衣服收回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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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中年女士欲囤「安全感」
除了義工組織,坊間的專業收納公司MCM也曾由社工轉介,幫助處理囤積個案。整理收納師Shirley曾處理囤積人士家人的求助個案。40多歲的單身張女士(化名)患有恐懼症,對很多未有威脅性的事情產生害怕心理。她原在小學負責校務工作,後來因病情影響,無法繼續上班。恐懼症患者缺乏安全感,而失業獨居的張女士獲取安全感的方法,是不停購物:她拿著各個專櫃的會員卡,每月到專櫃領取化妝品樣本,光是樣本就塞滿了一個中型紙皮箱,加上其他新購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漸漸填滿家居,連踏出家門時,也只能把門微微打開至一條小縫隙的空間,再側身走出去。
對囤積人士而言,最難是作出「丟東西」的決定。相比上門的整理師,他們更願意相信囤積物品所得來的安全感。為讓張女士卸下戒心,正式整理前,Shirley曾與社工上門家訪。她還記得,張女士的家裏有一部電子琴,第一次上門探訪時,琴上用來遮擋灰塵的花布被雜物遮蓋,琴的四周也被堆起的衣服和購物袋包圍,人都難以走近,更別說彈奏了。整理過後,張女士重見電子琴時笑得開懷:「我現在終於可以彈琴,七、八年沒有看到它了。」Shirley說張女士的家人以前曾幫忙整理家居,但一段時間過後,還是會打回原形。她坦言今次只是一次嘗試,之後會定期跟進,希望能讓張女士停止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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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積行為不等於囤積症
2013年起,囤積症被美國精神醫學會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囤積症被定義為「無論物件實際價值如何,始終難以丟棄或放棄財產」。患者對於捨棄物品感到痛苦,囤積的物品使生活空間擁擠且混亂。精神科醫生王駿濱指出,上述的七旬老翁、中年單身女士個案,是因其精神疾病導致有「囤積行為」,並非患有醫學上定義的「囤積症」。儘管義工和整理師們幫助他們把屋子整理乾淨,但解決精神疾病才能「治本」,從源頭上解決囤積行為。
王駿濱解釋,醫學上定義的囤積症多數是由家族遺傳,患者先天遺傳了家人囤積問題,後天在遇到極端壓力情況,如創傷、壓力、或身份轉變帶來不適時,先天和後天因素會共同引發囤積症。治療囤積症分為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服藥調理腦分泌的同時輔以心理輔導、認知行為治療等。
囤積是遮蓋傷口的膠布
無論是囤積行為還是囤積症,其實都反映了囤積人士的內在需要。
救世軍「“掃”心事」計劃主任、社工王肇言(阿言)形容,囤積的物品是人們遮蓋傷口的膠布。他接觸過的囤積個案中,有些是受原生家庭影響,家族有強迫症病史;有些則是經歷了意外或身處低谷,如家人離世、退休,引致擔憂、不安、孤獨等情緒。阿言強調,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事件,每個人都會有這些情緒,只是有些人無法跨過困難和痛苦,選擇了錯誤的方法——囤積——來應對,當他找不到新方法代替囤積,就只能繼續囤積,情況愈趨嚴重至影響生活。
「所以不應該只關心他為何囤積,而是他為何不會制止囤積。這背後可以有很多原因引致,可能是孤獨感,可能是創傷,而我們都會統稱那些狀況為『內在需要』。」
處理傷口,光靠撕開膠布還不足夠。阿言分享,起初他們幫助囤積人士的方法只是清走其家中物件,卻發現房子往往在三至四星期後便打回原形。「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只是幫他處理了一些我們認為困擾他們的問題,但他們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處理到。」
重建囤積人士與社區的關係
阿言指出,「“掃”心事」了解個案的囤積情況及故事後,會嘗試幫助他們理解自己的狀態,若他們願意處理,便會和他們一起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重新建立與社區的關係。
「重點是他怎樣和社區連結,連結社區可以令他覺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他會找到自己的意義,亦可能轉移對物品投放的情緒依附。」
阿言曾上門探訪一名囤積人士黃先生(化名),其囤積情況在鄰舍間流傳較廣,見到阿言時,黃先生很緊張,也很少說話。第一次上門,阿言雖表明希望幫忙整理房間,但他未有立即動手,主要只是關心黃先生的身體狀況、日常作息;第二次上門,他帶了一部血壓機,為黃先生量血壓,黃先生血壓偏高,阿言就提議他每星期到樓下中心量血壓,希望能讓他走出家門,做些平時不會做的事。最初,黃先生並沒有依從,在阿言不停鼓勵下,黃先生開始下樓量血壓。
彼此建立了關係,數次探訪後,黃先生主動提議:「不如,我們收拾一下屋子?」這才開始整理家居,也發現他的囤積問題源自家人教導,其父親也有囤積行為,使他從小學習了錯誤的方法去處理物品。
即使清走物品,黃先生也曾因遭遇壓力而重新囤積。「很多時候,不單是身邊的人,連他自己(囤積人士)都會覺得氣餒:我之前花了這麼多努力,(現在)又把物件放回來了。」阿言認為,在整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讓囤積人士針對每件物件訂立自己的標準,如某些物品對他們有特殊意義,便不去強迫他們扔掉,並信任他們的判斷和選擇。囤積人士建立內心的秩序感,能幫助他們在下一次面對壓力時有勇氣與之對抗。到最後,黃先生能夠說出:
「我已經可以選擇到哪些東西是要的、哪些東西是不要的,剩下的東西,因為我已經太久沒用,我真的可以不使用,你幫我清理掉。」
至今,黃先生的家居環境已維持整潔最少九個月,他亦積極參加樓下中心的活動,甚至轉變身分,擔當義工去關心其他人。
理解方能建立友善社區
囤積問題非香港獨有,在美國,約有2.6%民眾患有囤積症,惟香港仍未有關於囤積情況的研究,社會對囤積的認知普遍停留在指責囤積人士污染環境、影響鄰舍。阿言分享,在幫助囤積人士時,他們往往有兩種反應,一是指罵,二是不理睬,這是因為對囤積人士而言,處理物品是痛苦的,當每個人走過來都只是叫他把物品清走,每個人都只是關心他的房子,他們也只好把他人拒之門外,保護自己。
阿言認為,要想改善囤積問題,最重要的是建立友善社區。只有給予囤積人士更多接納,明白他們的想法及需要,囤積人士接受幫助的意欲才會越高,也越容易重返社區,改善生活。「很簡單,走過去跟他聊聊天,就算不聊天,也可以打個招呼,而不要一來就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