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這位灰衣大叔頭扎小辮，神色自若地駕車漫遊銅鑼灣，口中不停向記者介紹每條街的舊歷史，一時左指加路連山道：「這裏以前是機電工程署辦公室，現在整棟大廈都剷平賣給人起豪宅了。」一時右指希雲街：「以前這條街尾是醬園來的，一個個大醬油缸放在那兒……」對我城故事侃侃而談，此人正是香港電影《緣路山旮旯》導演黃浩然。
從2014年憑首部電影《點對點》獲提名金像獎新晉導演，到最近作品《緣路山旮旯》斬獲破千萬票房，黃浩然始終拒絕大公司投資，寧願辛苦集資，保留自主和真誠。他將每套戲當作一封信，傾訴內心私語予香港人。
記者｜蕭彥寧 編輯｜李寶兒 攝影｜蕭彥寧
憑著獨特新穎的題材和角度，今年8月上映的《緣路山旮旯》不但登上日本、意大利和新加坡影展，在港更衝破千萬票房；但它卻只是導演黃浩然的第三套電影。實際上，今年51歲的黃浩然已經做了21年導演，除了電影外，他還拍攝單元劇、紀錄片。
1993年從香港演藝學院取得電影電視文憑後，黃浩然進入了媒體行業工作，先後輾轉十多間傳媒機構。真正令他開始電影業工作的，卻是一份電影雜誌的兼職。
機緣巧合 由電影雜誌走到片場
黃浩然自中五開始做雜誌編輯兼職，高峰時曾同時為六、七本雜誌撰稿，包括《人車誌》、《電影雙周刊》等。而撰寫電影報道，成為了他真正參與電影拍攝的契機：「我可以直接見到導演，而我不是那些不出聲（爭取機會）的人。」1995年初，他趁訪問空檔，向導演徐克自薦，意外獲得對方爽快答應，他便跟隨徐克學習拍電影、做編劇，累積不少製作經驗。
憑著多年的寫作功底，黃浩然在徐克手下漸露鋒芒。例如在電影《大三元》中，用三架同款車拍攝追逐戲的想法正是由黃浩然提出。然而卻是這電影，令他毅然選擇辭職。原來當時《大》的編劇鄭忠泰向徐克提議讓黃浩然試寫劇本，但徐克卻拒絕，反只吩咐黃浩然看完整套《神鵰俠侶》。 當時黃浩然感到不解和不受重視，決心離職。多年後回想，他也感慨自己過於魯莽。但那一年多與徐克共事的經驗，卻為他接下來的拍攝生涯奠下根基。
香港電台在2001年推出節目外判計劃，黃浩然成功申請，轉行拍節目。然而，當時他並無執導經驗，回想拍攝第一套講述巴基斯坦裔男女在香港相遇的單元劇《希雲在線》，他用「好難搞」來形容：「現場真的十分混亂，頭一兩天沒人知道發生甚麼事。」幸好有副導演幫助，加上為徐克工作時學到的片場運作知識，令他順利將作品搬上電視螢幕。在2001到2016年間，黃浩然拍了近10部港台單元劇和紀錄片。
以戲為信 本土細節扣連香港脈搏
黃浩然自2013年開始執導拍攝第一部電影《點對點》。直到現在，拍了三套電影的他其實沒有刻意設下宏大目標和時間表。反之，他視每一部電影為給當時香港的一封信。
2014年的《點對點》是一封給舊香港的情書，片中消逝的大丸百貨、荔園等，象徵著一個時代的變遷。同時電影緩慢的節奏，道出了黃浩然希望城市發展和制度改變也可慢一點的盼望。2016編寫的《逆向誘拐》則是回應雨傘運動以及旺角衝突後的香港，透過老一輩和年輕人的世代之爭，道出社會當時的無力感。同時反映在網絡時代，年輕人有能力利用網絡改變社會，鼓勵香港人不要放棄，利用劇本告訴大家「總有辦法」。而最新2022年上映的《緣路山旮旯》是一部輕鬆喜劇，旨在給被疫情纏繞的香港人喘息的空間：「香港人已經夠累……我想拍一套令到他們開心的電影。」
正因為對象是香港觀眾，電影中的不少細節都和香港的社會議題息息相關，包括《逆向誘拐》的天星碼頭抗議事件、《緣路山旮旯》的移民問題等。在黃浩然眼中，插入這些劇情並非刻意為之，例如《逆》同名原著推理小說本就有一個小型示威活動的橋段，黃浩然只是將它換成天星碼頭清拆事件。他認為不過是做多一點點，結果已經很不同。他以常見的「講電話」劇情來解釋：「香港甚至外國的作法就是，就這樣在樓下拍，圖其方便。但如果你想到，原來兩條街後有一個特色建築，其實多走兩條街會有多辛苦？」
有人質疑電影和香港那麼多事件掛勾，是在賣「本土情懷」。黃浩然不以為然，反指：「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導演，我是香港編劇，我在香港拍一個香港的故事，不是很合理嗎？」他視拍攝本地事物為理所當然：「我不想拍一套戲，觀眾只是開心笑完就離開，但和生活完全無關。」因為電影若完全脫離香港現況，便無法引起觀眾共鳴。
堅持實景實地 香港角落如數家珍
在地點選材上，處處可見黃浩然對電影「寫實」的堅持。從2016年《逆向誘拐》開始與黃浩然合作至今的製片馮惠思說，片場內外都稱呼黃浩然為「地點L」或「場景L」，因為他對地點和場景都有超乎一般的執著。例如《緣路山旮旯》中男主角住的將軍澳康盛花園是一座私人屋苑，難以開放拍攝；但黃浩然為了符合現實，不顧申請程序繁複，硬向電影投資者的親戚借了一個單位取景。
他解釋：「康盛花園屋型很長很怪，和其他屋苑不同，騙不了人的。」他憶述以前看電影常常看到不合理的畫面，例如主角明明在灣仔山林飆車，鏡頭一轉卻去到粉嶺的山道；或是將中環碼頭的日落當作日出來拍，沒考慮過方位。他略帶不滿地說：「香港島很容易看得出哪邊山、哪邊海，你當觀眾傻的嗎？」所以到自己拍電影，會尊重觀眾，不會容許這種失誤。
「既然在這裏生活，就要對香港有好奇心。」
要做到百分百實地拍攝，固然要對香港有一定認識。對香港各區瞭如指掌的黃浩然，背後是否下了很多苦功？做過不少工作的他笑著解釋：「不停轉工有兩個好處，一是識人多，二是搬屋多。」他以前為了上班方便，輾轉住過近10個地區，如旺角、薄扶林、長洲等，他認為自己了解各區是正常事。
採訪當天，黃浩然與記者遊走銅鑼灣，沿經利舞臺時，他滔滔不絕講解這一區歷史和名字由來：「利舞臺英文是甚麼？ Lee Theatre對吧，有誠品那個商場叫甚麼？Hysan Place（希慎廣場）……利希慎是個百多年前的有錢人，他把整個利園山買了⋯⋯」看著他口若懸河道出歷史，甚至會懷疑他是否把維基百科全背下來。見記者質疑，他語帶焦急道：「這些都是你居住地的過去，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地方的歷史，怎說得過去？」他認為即使不知道，也要主動上網尋找，才算對得起「香港人」的稱呼。
疼惜團隊提攜新人 開心自由拍電影
在製片馮惠思眼中，黃浩然面對一班工作人員毫無架子。馮惠思最深刻的是拍《緣路山旮旯》時，他們需走兩小時山路進入梅子林。過程中，黃浩然熱心協助搬攝影器材，全程有說有笑，完全體現了他掛在口邊的「拍電影最重要是開心」，認為工作團隊不開心，不會拍到好電影。簡單如食午餐，他也會吩咐馮惠思為團隊買好味的飯盒，不想虧待他們：「其實和做人一樣，你要從他們的角度去着想。 」
「一個人是拍不了電影的，一定要有一班團隊支持你。」
正因為待人真誠和人脈廣闊，黃浩然自《點對點》開始，就以電影界少有的模式籌備資金：友人集資。《緣》270萬的製作成本，首100萬是向20位朋友籌得，包括舊同學和舊同事；其後100萬則是兩間小型電影公司提供；最後的70萬則包含50萬演員投資股份，即是待電影上映後才根據票房收益收取的片酬，以及妻子以公司名義投資的20萬。籌備資金聽似曲折，但事實上並非無大公司願意投資，只是黃浩然拒絕接受：「如果所有錢都是他們（大公司）投資，你想想電影會是誰作主？當然是他們。」 為了保留電影最大的自主權和創作力，他寧願使用低成本拍戲，只求拍出一部屬於他的電影。
除了強調電影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外，黃浩然亦不諱言賠本的可能性。哪怕面對友人投資方，黃浩然都會直接說：「第一：你付出這筆錢，就先當作全部虧蝕好了。而你不是借錢給我，所以我是不會償還的。第二是你們沒有權力影響那部電影的創作或製作，這是在合約註明的。」
被問到為何工作團隊和演員都採用年輕人和新人，例如在《逆》聘用剛大學畢業的電影製片馮惠思、在《緣》選用從未擔任電影男主角的岑珈其，黃浩然指未來是年輕人的天下，十年之後，當老一輩的人離開，主宰電影業的便是新一代：「你現在和年輕人合作，到未來你老了，他們也自然會『照顧』你！」他認為年輕人就是未來的合作夥伴，總不能只專注於現時經驗老到的電影人。對黃浩然來說，不論是他、年輕電影人、乃至整個電影行業，都是一個共同成長的關係。
比起跟隨大路拍電影，穩賺票房和名利，黃浩然似乎更愛走「山旮旯」路，不收大財團投資，不追拍戲數量，不在意票房多寡，保存拍攝自由和原則，單純快樂地收藏沿路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