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發局受抨擊 藝術還容得下政治色彩嗎?

藝術與政治的羈絆,牽動着一地的文化和色彩。《大公報》早前連日報道,指控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以公帑「資助黑暴電影」、「為暴徒張目」,又點名批評多個藝發局大會委員、審批員、藝團和藝術家,在審批資助時優待「黃絲」、鼓吹「黑暴」、涉嫌違反國安法等等。報道也點名批評受資助的影意志、同流劇團等藝術團體。

有藝發局局內委員預計政府會進一步插手,甚至會DQ民選委員;藝術創作人認為國安法紅線極不清晰,無從得知何謂犯法。當國安法的陰霾擴散至藝文界,創作者們要如何在模糊的禁區中遊走?若藝術創作再容不下政治色彩,藝文界要如何自處?

記者|何善謙 鄺浩然 編輯|吳芷榕 攝影|何善謙 鄺浩然

藝發局成立於1995年,負責藝術行政、推廣及發展工作,由政府撥款營運,向藝術團體批出撥款。以去年7月至今年6月為例,該局向多個藝術團體批出年度資助共約5千8百萬。

擁有藝發局最高決策權的是大會,委員總數27人,其中10名委員由藝術界約6800名選民投票選出,14人由行政長官直接任命,以及3名政府部門首長或其代表;大會亦會任命各個負責審批撥款的藝術界別審批員。該局早前回應外界對其資助制度的質疑,指獲資助團體的活動並不反映該局意見,而獲資助者在享有藝術表達自由的同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例。

藝發局審批撥款過程

藝發局評審過程公正 無政治考慮    

《大公報》批評,由業界推選藝發局委員的做法是「小圈子」,更質疑藝發局的審批準則,及對多個劇團的撥款。藝發局大會委員、戲劇組主席李俊亮反問:「(《大公報》)有甚麼證據說是胡亂審批?」他指評審機制是以「同儕評核」為基礎,只由在相關專業有一定經驗和公信力的專家審批,每個項目有五至七名審批人員。此機制沿用多年,既不會集中某一部分人做評審,又不會存在外行人審批內行人的問題:「 外人根本不會明白我們的專業,所以根本不可能(交由行外人士審批)。行內同儕互相審批認受性更高。」

至於評審準則方面,《大公報》在文內指責藝發局以政治取向胡亂審批撥款,資助製作反政府項目的「黑暴」藝團,被指為「煽惑抗爭」的劇目作品包括,天邊外劇場的《盧亭》,以及同流劇團的《巴黎公社的日子》。李俊亮不認同《大公報》的指控,強調審批時不存在任何政治考慮,向來都是從藝術角度出發,考慮計畫目標、內容、執行細節、如何運用金錢、可行性等等,審批人員不會討論計畫的政治背景,因為所有藝術都會牽涉政治元素。就算是音樂、或是芭蕾舞表演,也能牽涉政治元素在內:「最後也是考慮項目如何執行,所以有沒有討論過甚麼政治背景?是沒有的。」

藝發局被親中媒體批評,未來會否還有自主性?李俊亮指,藝發局始終是公營機構,政府有絕對的控制權,甚至可改組藝發局,令藝發局角色相對被動。他憶述,以往政府即使有控制權,但在藝發局會議中,政府代表提出的意見都是「合情合理,不會夾硬來」。他指藝發局的制度行之有效,能將香港的藝術發揚光大,他只能希望政府繼續相信藝發局:「過往我覺得藝發局和政府部門感覺上是有信任的,希望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李俊亮表示藝發局審批資助申請時只考慮藝術元素,不考慮政治。(何善謙攝)

「聰明不代表妥協」 藝文界要靈活應對打壓

資深藝評人約翰百德(John Batten)是藝發局的審批員之一,身兼藝術行政、藝術評論、電影及媒體藝術、文學藝術、視覺藝術五大界別的審批員。他指自己審批時只考慮項目的資助額是否恰當、對藝術有沒有貢獻,並無任何政治考慮。

對於《大公報》對藝發局的批評,他覺得該報攻擊的對象並非個別資助項目或藝發局本身,而是整個藝文界,甚至是整個香港。「對藝發局的攻擊只是眾多嘗試改變香港核心價值的手段之一,將香港一直以來西方化、自由的藝術形象變得更『中國化』。」他指出香港的選舉制度、教育、媒體都已逐步受到打壓與箝制,因此藝發局的評審機制未來或許也會被政府改變,他更預計藝文界將會出現倒退。

在種種打壓下,藝文界如何應對?百德一再強調,藝文界要變得「聰明」,不要正面對抗國安法,因為正面對抗毫無勝算,而是要靈活應對:「我們應該這樣說:『好的,這裡有一條紅線,但在紅線之下,我們仍有很大的表達自由。』」他指「聰明」不代表「妥協」,「妥協」是個負面的字眼,是被動地防禦,「聰明」則主動得多。

百德指這次針對藝文界的攻擊,是在試探香港藝術家與電影製作人抵禦政治干預的韌力。(何善謙攝)

國安法條文不清 寧願有明確紅線

除了藝發局委員,多個受藝發局資助的電影及戲劇界團體也受抨擊,《理大圍城》的發行商影意志影院首當其衝,被《大公報》點名批評。由影意志發行的《理大圍城》是一部有關反修例運動時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的紀錄片。該片雖然得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檢處)發出的證明書,但仍被建制陣營、親中媒體多次批評為「美化黑暴」、違反國安法。《理大圍城》的上映處處碰壁,主流商業戲院拒絕上畫,原本答應上畫的高先電影院最終亦撤回決定。

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認為,國安法條文不清,創作者無所適從。以《理大圍城》被指違反國安法為例,崔笑言:「連李桂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都無辦法告訴你(哪一部分犯法)」。面對模糊不清的紅線,他認為任何自我審查都是不好的,但在現時政治氣氛下,也不能無視紅線的存在:「我的電影可以繼續講反送中,但我真的不敢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對藝術工作者來說,最好的情況當然是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崔允信表示,如今只知沒有完全的自由,卻無從得知僅餘的創作空間還有多大:

「我最怕別人提議打擦邊球,(國安法)沒有邊,我怎樣打擦邊球?」

崔指內地有較明確的紅線,可以打擦邊球,但在香港,他雖想自行試探紅線在哪裏,卻無從入手。他舉例,《理大圍城》的放映准核證仍然生效,即該片能合法上映,但仍被《大公報》指控違反國安法。「所以根本無法試探(紅線),難道要直接找警察、找國安部來審查每一套電影嗎?」既然已沒有完全自由,他寧願香港也有一條較清晰的紅線,列明不能觸碰的題材,讓業界知道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相對安全地創作。

自我審查失去獨立電影意義 不為生存妥協

影意志現時獲藝發局給予三年資助,資助期至2022年6月,每年能得到約七十萬撥款。崔允信表示,若不獲藝發局繼續資助,就只能依靠社區放映會和賣影碟等賺取微薄收入,影意志將難以繼續營運。不過他強調,並不擔心未來不獲資助。他認為影意志的存亡並非最重要,獨立電影的意義便是為觀眾帶來主流電影工業未能接納的作品,衝擊主流思想。如果為了得到撥款和生存空間,不斷妥協、自我審查,甚至犧牲獨立電影的理念,就算保住影意志亦沒有意義。

崔允信表示影意志已預料未來可能不再獲藝發局資助,但不會為了取得資源而妥協。(鄺浩然攝)

國安法如藝術品 任意詮釋

當代藝術家黃國才經常以藝術回應政治、社會,作為被《大公報》點名的其中一員,他被指「向外國介紹所謂的香港『革命』」,但實際上他只是獲邀到維也納TED Talk談「抗爭藝術與幽默」,是正常不過的藝術交流。

黃國才認為現在香港比內地更恐怖。他指內地的紅線很清晰,藝術家能避開不能說的敏感議題和不能展示的藝術品。反觀香港,他形容為「法律藝術化」,因為現時的法律就像藝術一樣,容許多元剖析,笑言:「國安法就是這樣,寫得不清晰,好像藝術品一般」,任由政府胡亂剖析,是一個陷阱。

紅色圍欄是黃國才的藝術品「流動監獄」,他笑言現在已經不能再展示這藝術品:「再展示可能要坐真的監獄。」(鄺浩然攝)

黃國才認為,藝術的意義是揭示社會的盲點,國安法限制了創作空間,表面上令社會和諧,實際上是窒礙了人們思考。因有如此「藝術化」的法律,藝術家會有所顧忌, 令較直白、政治色彩較濃厚的藝術作品消失。

那麼藝術家還能怎樣揭示社會盲點?黃國才認為,應以暗喻和黑色幽默激發人們思維。他舉例,在「721事件」後扮演黑社會頭目在元朗街上遊走,這類大眾需要停下來細心思考才會明白的藝術,才是政治藝術的出路。對於模糊又無法躲避的紅線,他雖然感到害怕,但仍會謹守崗位

「我的崗位就是一個藝術人,做我的藝術工作、講真話……繼續以藝術去呼應這個時代。」

以藝術思考自身並影響身邊人

同流劇團是被點名的戲劇界團體之一,其製作的《巴黎公社的日子》被《大公報》指煽動港人「起革命」、「反抗」。劇團的藝術總監鄧偉傑表示,該劇只是談論社會主義在法國萌芽,與現時政局沒有關係,而且該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作品一直能在內地上演。鄧偉傑強調,劇團並非以表演藝術去宣揚政治理念,而是希望透過作品令觀眾思辨:「(讓觀眾)思考自己在社會有何作用、如何自處。」他指這是劇團一直以來的理念,每年訂下來年劇目主題時也是從這角度出發,因此不會刻意觸犯國安法,也不會為了不碰紅線而自我審查。

鄧偉傑指自己創作時不會刻意衝擊國安法,但也不會為了避開紅線而自我審查。(鄺浩然攝)

鄧偉傑堅信「自己的思想沒有人能夠箝制」,未來他會繼續尋找生存空間,不擔心會被繼續攻擊:「如果擔心就不會繼續做藝術」。他認為與其大聲疾呼說自己被箝制、被壓榨,倒不如靜靜做好自己,透過藝術影響身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