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框跳進網媒 前有線中國組再闖前路

前有線中國組同事的合照(受訪者提供)

2020年12月1日,有線寬頻以調整架構為由,貿然解僱40名新聞部員工,包括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及後,中國組主管司徒元與其餘9名成員總辭抗議。「有線中國組的精神是不死的,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浴火重生。」司徒元在有線離職那天留下這句話,一個月後已然成真。

1月中,10 名前有線中國組的成員加盟網媒《眾新聞》。從電視跳進網媒,採訪方式、報道平台皆迎來重大轉變,「浴火重生」過後,眾人將如何在新平台製作中國新聞,延續中國組「不死」精神?

記者│廖靖嵐 吳卓賢 編輯│林玉霞

《眾新聞》(下稱《眾》)在長沙灣的新辦公室門外圍著白木板,《眾》的招牌仍未掛上;辦公室散發微微油漆氣味和偶爾傳來裝修的聲響。《眾》中國組成員一如以往,翻看著內地新聞,忙著整理資料,這是《眾》中國組正式運作的第二天。

「事物向前看會比較好,我會覺得是一個回憶,但不要過分回頭看。」前有線中國組總採訪主任司徒元被問到離開有線是否可惜時,這樣說道。去年10月,有消息傳出有線即將裁員、減薪或凍薪,當時他提出,任何一名成員被裁或減薪至不能接受的幅度,他就會離職。一眾同事亦開始思索往後應否繼續留在有線。直至12月1日,中國組「第二把交椅」黃麗萍收到通知被裁,對於公司無理裁員,中國組全體成員決定總辭。

中國新聞「好玩」 離職後再續理想

有線中國組前記者翁維愷大學時期,曾加入有線中國組實習三個月,畢業後曾到《眾》工作十個月,但最後重投有線中國組的懷抱,皆因他認為中國新聞「好玩」。

他憶述去年1月,武漢因新冠肺炎疫情宣佈封城。面對未知的疫症,他向上司司徒元自動請纓到當地採訪。他沒考慮感染風險,只在乎如何入城。當時飛機、高鐵、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都不能直達武漢,於是他購買前往鄰近武漢城市的高鐵車票,最終在黃岡市與內地記者及司機碰頭,一同乘私家車前往武漢。

進城當晚翁收到內地記者訊息,對方指已採訪一對懷疑染疫但無法看病的夫婦,卻因上級劃了紅線而無法報道,因此把受訪者聯絡方法轉發給翁。基於安全理由,翁約了這對夫婦在室外見面,並離遠進行電話訪問,攝影機拍攝他們拿著電話受訪的情況。夫婦指醫生積極呼籲他們住院,惟醫院爆滿,醫生也無能為力。即使想購買「試劑盒」檢測是否感染,亦因無權購買而被醫院拒絕。 此報道當時在香港引起重大關注,當時該太太一直問翁能否救他們,但翁坦言他也無能為力,只能靠報道讓更多人關注他們。翁指之後定期與夫婦聯絡,感覺與受訪者建立了聯繫,他們成為翁在武漢期間很關心的兩個人。

那是疫情之初,翁維愷尚能活動自如。後來武漢嚴格封城,他與攝影師被困42日動彈不得。他們在酒店期間,儘量在網上找新聞。因當時微博有大量求助的貼文,希望外界捐助物資,於是翁維愷便不斷致電給這些民眾,進行電話訪問,收集他們的故事。

翁維愷2020年自動請纓在進入武漢採訪新冠肺炎疫情。(受訪者提供)

雖然採訪奮不顧身,但過去一年,有線新聞經歷連串人事調動風波,翁坦言高層毫不重視有線新聞的招牌及員工,因而決定請辭。只做了3、4年記者,翁認為記者工作有趣,但若剛起步就要他轉行,他會很捨不得這份工作。加上中港兩地關係密切,香港不少政策如國安法及封區檢疫,都是參照中國做法,新聞價值極重。得知《眾》有意招攬前有線中國組成員,能與相熟又有默契的有線同事再度共事,便決定加盟《眾》。

轉戰網媒迎挑戰 新平台助加強互動

由電視台走進網媒,翁維愷擔心到內地採訪會困難重重。有線在部分內地城市如廣州、北京設有固定駐站,方便中國組駐內地記者隨時到現場採訪。他指設駐站的成本不低,以昔日有線中國組為例,單位租金每月約2至3萬,每日津貼記者100元人民幣,因此《眾》現階段未有足夠資金考慮駐站。他亦擔心網媒記者身分,未必如以往在有線般,順利向中聯辦申請到內地採訪的記者證。加上疫情關係,現時到內地所需隔離期可長達21日,公司暫沒足夠人手應付。

翁維愷(右一)坦言現正抱著嘗試的心態開展新工作,雖不保證成功,但起碼自己願意與前有線中國組成員一起去試。(受訪者提供)

種種挑戰令《眾》中國組記者暫未能親身到內地採訪,這段時間只能透過電話或視像方式訪問內地人民,惟這做法有限制。例如天安門母親被中央長期監控,難以進行電話訪問。去年六四31周年,中國組記者也親身訪問天安門母親。

面對網媒的挑戰和憂慮,翁維愷抱持「試」的心態。他期望在《眾》能嘗試轉用網媒方式報道新聞,即使缺乏在電視台拍攝的一手片段,都能以網絡片段代替。背負着有線「牌頭」,觀眾都期望《眾》中國組的新聞能保持昔日質素。翁有信心只要花時間適應網媒的做事方式,就能做到一貫的高水平。

《眾新聞中國組》在3月1日開始,在網上平台Youtube播放。另一位過檔《眾》的有線前中國組記者曾海琪認為,網媒的優勢是互動性強,儘管有線會將新聞片段發佈至社交平台,但始終屬傳統媒體,報道較單向,與觀眾互動不多。而電視台多用影片報道,亦有一套既定流程和仔細分工。現轉新平台包袱較少,能作更多新嘗試,用不同方法表達,透過與觀眾互動,讓他們能更容易理解報道內容。

網媒人手比電視台少,記者需要同時兼顧更多技能和工作,曾海琪不認為這是負擔,反而掌握技能後,她能更有效地表達意念,於報道加入文字、影片等,嘗試做出最好的表達方式。

2019年國慶七十周年閱兵,曾海琪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採訪。(受訪者提供)

資源少但彈性高 網媒望尋求突破

重新適應工作模式,對年輕記者也許很容易上手,但有線中國組創辦人司徒元入行38年,由報紙到電視一直從事傳統媒體,他對網媒的營運方式又有甚麽看法呢?

有線新聞大裁員當日,中國組主管司徒元是首個決定離開的中國組成員,其後觸發全組總辭。 司徒元1995年起於有線工作,歷經25年,2002年他創辦有線中國組,該組前身為「政治組」,專責議會和政府新聞,並經常兼顧中國新聞。回歸後港人對內地時事的關注日漸提升,「中國組」因而成立,至今18年。他請辭後不久,《眾》總編輯李月華隨即聯絡他相討合作事宜,最後成立由司徒元帶領的《眾》中國組。

司徒元指《眾新聞》是透過觀眾訂閱,背後沒有財團或政治勢力,感覺少了壓力。

「我做了十幾年的報紙,由報紙轉去電視是種挑戰,現在由電視轉去一個新的網絡平台去做,也是一個挑戰,但希望會有一個新的發展。」網媒的運作與電視台大相逕庭,司徒元和團隊仍在學習階段,主要需時適應新器材和電腦軟件。以往電視台的製作團隊人強馬壯,分工仔細,由攝影、剪接、工程、導演至平面設計,均有專業的同事負責。轉至網媒後編制驟減,各人均需兼顧多項工序。

不過,司徒元認為網媒亦有其優點。他認為主流媒體不再以平台劃分,現在看手機的人一定比看電視的多,加上網媒分工不如電視台般精細,所需器材較少,亦不像電視台般24小時報道,所以網媒調配資源和人手的靈活度高於電視台,成本亦會相對低。他舉例指如前年反修例運動的採訪現場中,有線亦仿照網媒的小隊工作模式,記者一人兼顧所有採訪和拍攝工作。

司徒元昔日在有線擔任中國組主管,他指電視台製作團隊龐大,分工十分精細。(受訪者提供)

司徒元再指,以往有線報道方式較公式化:每日先分析熱門新聞,緊接著新聞快訊,最後以政治、社會等硬性新聞作結:「我們腦中已形成一個很固定的(電視台報道)框架,而這個框架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掣肘」。舊有框架彷彿變成報道公式,司徒元認為,要適應網媒新平台,便需從報道和播出方式上跳出舊有框架。但與此同時,他又考慮到以往有線中國組節目予人深刻印象,假如未來做新聞的模式完全改變,他擔心受眾無法習慣,弄巧成拙,所以仍在摸索新形式。

雖然《眾》中國組暫時未能申請內地記者證,但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司徒元指內地記者證都用作官方場合採訪,但隨著愈來愈多官方新聞都有直播,不少香港媒體亦會做相關報道。而《眾》與央視、新華社及美聯社都有用片協議,故不擔心沒內地記者證會帶來不便,反而可嘗試脫離官方角度做新聞。司徒元指出將來會盡力爭取內地記者證,亦不排除來回內地採訪的可能。

「中國新聞有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就是眼光。」司徒元強調有線中國組新聞的最大特色,是指引觀眾如何看一宗新聞,編採人員憑經驗抽出最重要部分告知大家。他以中共今年建黨100周年為例,他指新華社2月初報道中央決定2021年將全面回顧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奮鬥歷程和光輝成績,司徒元則認為這次黨的決定,暗示習近平可能會就中共內部的歷史問題作出有第三個歷史決議。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便知道,這是重大消息。中共建黨一百年來,只出現過兩次這樣的決議,分別是1945年毛澤東執政期間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鄧小平掌政時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們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最具權威的內部歷史文獻,二者均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有爭議的黨內歷史問題下結論,當歷史決議出現即代表往後全黨,甚至全國人民都要跟隨這個歷史口徑,不可脫離這個框架,影響極之深遠。能看出這個政治走向,如此獨特眼光,就是中國組特別之處。

無畏財政壓力 中國新聞價值長存

從財團管理的電視台走到依靠讀者訂閲的網媒,司徒元認為編採上變得更自由,因為電視台由財團營運,對編採自主造成無形壓力,管理層始終有權從中干擾報道。轉至《眾》後,資金來源變成觀眾訂閲費用,他認為中國組的存在價值都取決於觀眾。即使如此,他強調中國組不會為迎合觀眾口味好惡,而改變報道方針,團隊將按一向標準謹慎地選擇和處理報道題材,核實和考證消息來源,秉持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守則。

被問到會否擔心國安法影響新聞製作,司徒元相信同事會有顧慮,始終國安法是頭上的一把刀,新聞自由或會一再收緊。而且執行條例的涵蓋範圍廣闊,禁忌的紅線亦暫時未摸清。但他指害怕是沒有用,只需堂堂正正,做新聞工作者應做的事,「寧作飛灰,不作浮塵」。


司徒元指團隊將繼續秉持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守則。 (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