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在起跑線 縣級中學殺出重圍

師資薄弱 考生靠自學

除了學生本身的水平,教師質素也進一步拉開市、縣高中的差距。就讀縣級中學的張蘊琪對此有切身感受,他的老師多數畢業於河南省地方性的師範院校,屬於國內二、三本(高考中第二、三批錄取學生的院校)。雖說身處學校的拔尖班,他還是會覺得「有些東西老師不太能講明白」,因此在準備高考的後期,張蘊琪基本上只能靠自己。

唐中也曾經資助張蘊琪參加數學競賽培訓,授課教師來自河南頂級的省級中學-鄭州外國語中學與鄭州市第一中學。在三、四天的培訓中,張蘊琪明顯感受到省級學校老師的水準較高。「那邊的老師講的很透徹,很多思路和方法在我們學校學不到。例如解答一道圓錐曲線題就用了好幾種幾何的方法 。 」

南陽巿第一中學校園 (党元悅攝)
南陽巿第一中學校園 (党元悅攝)

相反,與張蘊琪同年考入清華,但畢業於市級中學南陽市第一中學的馬同熹則有不同的感受。馬同熹的班別只有35人,是張蘊琪班級的一半。在他的印象中,高三時老師備考方法多樣,他所在的班級,老師實行了「分包制」,將學生分給各科老師,平均一位老師負責六位同學的學習及生活。例如馬同熹的英語較弱,在「分包制」下,英語老師便針對性地分析他試卷中的錯誤並加以操練,結果他的英語成績由125分提升至140分。而在南陽市第一中學的最新招聘公告中,對教師學歷的要求是「本科要求 211 院校」。入選國家211計畫的院校, 大部份為一本院校,分數線相較地方性師範院校高出數十分。

公立高中的經費來自政府的財政撥款,縣級中學與市級中學相比,教師薪金會有些許差別。馬同熹在市級南陽市第一中學讀書,其班主任黃迎輝平均每月領到四千多元的薪金,而縣級唐中的老師則只有三千元左右。但薪金待遇也許並不是吸引教師的關鍵。在河南省,市縣之間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文化生活有較大差異,師範院校的畢業生更傾向選擇往市級中學就業,而市級中學亮麗的成績也為他們帶來成就感。

突破困局 縣級中學創高考奇跡

由於以上種種的差異,縣市之間的中學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情況愈發明顯,縣級中學想要突破這一魔咒,只得自尋出路。不少縣級中學將「高壓教育」看作一條出路。

王獻陽在北大與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的合影。 (受訪者提供)
王獻陽在北大與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的合影。
(受訪者提供)

河南省周口市的鄲城縣第一高級中學(鄲城一高)就把這一模式做到極致。鄲城縣是國家級貧困縣, 2012 年之後因高考成績卓越而小有名氣。2015年,鄲城一高共有34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在河南省內,僅次於位於省會的鄭州外國語學校(該校同年共有五十位畢業生考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香港大學)。
王獻陽2014年於鄲城一高畢業,現就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他說,鄲城一高「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考試多」。學校每逢星期二、四晚都會有不同科目的考試,週末就會進行所有科目的考試,每個星期都將全部科目考兩次,而考試的特點就是「題量多,題目難」。這種備考方式,讓他在參加北大的自主招生考試時(在高考結束後、成績公佈前,院校各自進行的招生考試)有了優勢,因為重要的數學考試比平常操練的題目容易。

對於普遍持農村戶籍的鄲城學生來說,這種高壓式的學習模式是他們改變命運為數不多的選擇。王獻陽眼中的鄲城學生「特別能拼」。高三那一年,同學早上5時50分進班房,除了吃飯和休息,一直留在學校學習,到晚上11時才回宿舍,每天睡眠僅為五個多小時。

唐河一中的課室,學生平日就是在這些堆滿課本和練習的座位上課。 (党元悅攝)
唐河一中的課室,學生平日就是在這些堆滿課本和練習的座位上課。 (党元悅攝)

不過,只靠學生的拼勁並不足夠,鄲城縣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作為縣級中學,鄲城一高的教師水平並不算高,為了彌補不足,學校甚至會請一些大學教授來校講座。王獻陽參加自主招生考試之前,學校請來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對他們進行了一周的培訓。而這些經費的來源,是鄲城縣政府。

縣政府高度支持鄲城一高,全因教育已成了鄲城這類國家級貧困縣的「金漆招牌」。採訪中,王獻陽告訴記者,縣政府為該校投資近2.5億建設的新校區馬上就要投入使用。這筆教育投資約為鄲城縣全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高考奇跡」的美名在坊間流傳,自然令許多來自周邊縣市的學生聞訊而來,甚至有省級名校鄭州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在高考失利之後選擇來到鄲城一高重讀,待來年再戰。「高壓模式」在內地縣級高中並不罕見,但鄲城一高藉著這種模式,成功由從前的「弱者」悄然升級為「強者」,引起不少媒體關注,更把這個縣級中學的「奇跡」稱為「鄲城效應」,在內地掀起一番議論。

走出來,就是成功?

對於王獻陽來說,鄲城一高的教育無疑讓他成為考場上的勝利者,不過,當他進入北大後發現,與自己的同學相比,「自己懂的還是太少」。他的英語成績遠遜於來自大城市的同學,而在進入大學之前,他幾乎從未用過電腦,也未接觸過網絡。高中時,學校已經竭盡所能為學生爭取可以爭取到的資源,但他仍感到差距明顯。

儘管如此,他仍向記者強調「能夠走出來,已經是巨大的成功」。在他而言,這種教育模式是在複雜的背景下衍生出來,很難用對錯好壞去批判,但至少使他們從弱勢中走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