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換取真相 以巴衝突下記者繼續報道

10月13日,以巴戰爭爆發第六天,下午6時,半島電視台記者Carmen Joukhadar 剛在黎巴嫩接壤以色列邊境做完直播,與同事通了個電話。一切看似並無異樣。然而,兩分鐘後,一架直升機忽然向她一行人的位置發射砲彈。寫有「Press」字樣的採訪車瞬間被轟成燃燒的廢鐵,升起漫天黑煙。連Carmen在內的六名記者受傷,同行的路透社攝影師 Issam Abdallah 在她眼前即場身亡。

戰火當前,記者冒著生命威脅繼續報道。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CPJ)更新至11月23日的數字,這場戰爭的喪生人數經已過萬,其中包括53名新聞工作者,最少17位確認是在工作期間身故。《大學線》訪問到三位為報道以巴衝突而努力的新聞工作者,當中有人身處戰情最嚴重的加沙、有人在黎巴嫩邊境報道期間受傷。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記者嘗試為在加沙的同事送上支援,卻收到一句「假如我明天還能活著(收到)就好了」的回應。身處異地,三名記者卻同樣身負傷痛,在戰火紛飛下繼續報道。

記者|張敬華 編輯|賴卓盈

今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大規模突襲以色列,以色列隨即宣布進入「戰爭狀態」,並集中還擊目前由巴勒斯坦佔領、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隨後,黎巴嫩軍事組織真主黨亦響應哈馬斯,在以色列北部邊境不斷和以軍爆發衝突。而同樣支持哈馬斯的也門胡塞運動亦向以色列宣戰。

以巴衝突 以巴衝突地圖
目前巴勒斯坦由加沙及西岸兩部分組成。自以巴衝突爆發後,以色列主要進攻加沙地帶。

據CPJ統計,至11月23日,共有53名新聞工作者在這場戰爭中喪生。當中46名為巴勒斯坦人,四名為以色列人,三名為黎巴嫩人,這已超過去年全球傳媒工作者遇害數字(68名)的一半。本刊記者根據CPJ資料,嘗試在各種社交平台尋找並聯絡在這場戰爭中受傷的記者,最後成功聯絡到在黎巴嫩邊境遇襲的半島電視台記者Carmen Joukhadar。

Carmen是黎巴嫩人,自戰事打響後,她主要負責在黎巴嫩南部邊境報道真主黨和以色列的衝突。儘管有多次戰地報道經驗,她認為10月13日的那場襲擊,是她記者生涯中最可怕的事。

無預警針對性襲擊 同行記者眼前遇難

當日下午,Carmen 收到消息,指以軍正砲擊黎巴嫩邊境城鎮Alma Al-Shaab。她旋即聯絡攝影師前往該地採訪,二人於下午4時半到達該地,其後法新社及路透社亦於5時左右到達。為確保雙方軍隊能辨認他們是記者,他們選擇了距離以軍砲擊地點約四公里的空曠山頭作拍攝地點。Carmen憶述,當日連同路透社和法新社記者在內七人,均身穿印有「Press」大字的頭盔和防彈衣,而半島電視台的採訪車車頂亦印有「Press」字眼,確保不被誤認為武裝份子。Carmen強調:「防護裝備是非常重要、極度重要,因為它說明了你身為記者的身分。」

以巴衝突 記者傷亡 半島電視台
Carmen Joukhadar在受襲前曾進行新聞直播。她形容,當時團隊的拍攝地點與以軍砲擊地點距離約4公里。(擷取自半島電視台新聞直播片段)

即便如此,還是未能阻止接下來的襲擊。受襲之前, Carmen曾看到一架以軍直升機在天上盤旋,但未有任何行動。她當時在新聞直播中說,不確定該直升機是來探查他們的位置、轟炸地點,抑或有其他任務。下午6時,她做完另一次直播,與同事打了通電話,一枚砲彈毫無預警地撃落,改變在場記者的命運,一名記者嚴重受傷,血流不止,驚呼「我的腿失去知覺!」一人倒在塵土中,當場身亡。Carmen 當刻雖無受傷,但仍非常害怕。「我們都知道,另一枚炸彈即將落下。」

不到兩分鐘,第二枚砲彈從同一方向發射。千鈞一髮之際,Carmen想起記者訓練中,聽過軍方往往視汽車為攻擊目標,正當她嘗試遠離身邊的採訪車時,砲彈直接擊中半島電視台的採訪車,汽車瞬間炸毀著火。砲彈的碎片插入Carmen 的手腳,所有在場記者均受傷。她嘗試向電視台尋求幫助,又致電黎巴嫩官方機構,最後黎巴嫩民防(Civil Defense)的救護車在約三十分鐘後抵達,將他們送至黎巴嫩的醫院。

Carmen Joukhadar 受襲後約三十分鐘,救護車抵達現場,將Carmen及其他死傷者送往醫院。相片為她受傷後被抱上救護車時的畫面。(受訪者提供)

說起當日發生的事,Carmen餘悸猶存。她曾深入烏克蘭、敘利亞等戰地,見過砲彈落在自己身邊,「但都沒有我們在13日所見證的事可怕,彷彿我們就是攻擊目標。」對於清晰展示記者身分後仍然被軍隊砲擊,Carmen 形容這是戰爭罪行,並感受到新聞工作者被以色列軍方針對。

以巴衝突 記者傷亡 半島電視台
Carmen Joukhadar的記者證在事故中被燒的只剩下半邊。(受訪者提供)

堅守信念 為戰火中的弱勢發聲

由於炸彈碎片插入體內,加上傷口發炎,她目前已動了兩次手術。訪問當日(10月29日),Carmen已從首都貝魯特的美國大學醫療中心完成第二次手術出院,但仍在康復中,她的左腳仍未能正常移動,一兩個星期後還須看醫生。至於當日同行的記者,有些仍在接受治療,有一位則已去世。對於眼睜睜看著同行兼摯友死去、受傷,Carmen嘆:

「那些砲彈的碎片不但擊中我的身體,更擊中了我的靈魂,我的內心。」

然而,被問及會否於康復後重回前線報道,Carmen眼神堅定、理所當然地答道:「當然。」隨後又補充,「我已經等不及了。」

她表示,她清楚戰地記者所承受的風險,「我們當然想活下去,但你知道世上有太多的暴行橫行,需要人去報道。受害者不能被噤聲、這些故事不能被白白遺忘。他們的聲音不應該被控制。」她認為,比起自己的遭遇,那些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人群,他們的苦難和傷痛更需要被紀錄。

「我不想被訪問,我不想成為新聞的主角,我更想去南方(黎巴嫩邊境)報道。重要的不是我,重要的是戰火中的平民,是他們承受的傷痛、不公義、吶喊,是他們平安活著的權利,是他們應有的尊嚴,是在這個非人性的世界中保持人性的問題。」

縱然身心受創,她仍堅定地說:

「一如過往,我會再次投身戰地報道。無人能夠使我噤聲,亦無人能夠阻擋我的腳步。」

加沙屢次停電 缺乏信號溝通困難

另一邊廂,至今衝突最嚴重的加沙地帶,戰火幾乎從未平息,當地記者更面臨斷電斷網的問題,要傳遞真相,更是舉步維艱。

由衝突至今,加沙共經歷三次大停電,最長一次持續48小時。半島電視台記者 Maram Humaid,是土生土長的加沙人。約定訪問的前一晚(11月5日,當地時間下午6時許),她曾以Whatsapp致電本刊記者,惟數分鐘後,加沙便陷入長達18小時的大停電,當地的通訊訊號也一併中斷,直至第二日夜晚Maram才與本刊記者恢復聯絡。

Maram 指,加沙現時只有部分咖啡廳、網吧及醫院尚能提供電力和訊號。當地哈馬斯政府為記者在醫院附近架設帳篷, 提供少量電力和訊號供應。她目前經已在加沙中部的 AI-Aqsa 醫院工作兩個星期,身邊有約100名新聞工作者,包括當地傳媒和外媒。然而這裏訊號經常中斷,約20分鐘便需要重新連接,最長曾經歷四天沒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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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m Humaid指政府在醫院附近架設帳篷,為記者提供少量電力及訊號。(受訪者提供)

她形容,現時記者在衝突現場訪攝後,須趕快返醫院,利用醫院網絡上載稿件和相片。但即便能連上網絡,亦只有2G 的速度,加上網絡時常中斷,傳送一張相片或需要一天以上。本刊記者訪問她當日,Maram 要拜託其他記者先停止連接網絡,確保訪問不會因網絡負荷過重而中斷。有其他記者嘗試轉移陣地尋找訊號較強的地方,但Maram 形容此舉等同「以命相搏」,皆因空襲隨時發生,無處安全。「任何爆炸都有機會發生在你身邊。」

是記者也是母親 險地中掙扎求存

身為加沙人,Maram的家在戰爭開始沒多久就被炸毀。然後Maram一家搬進父母的家,可父母的家後來也被摧毀,他們繼續遷移,如今住進公婆的家。對於身處加沙的記者而言,他們需一邊背負傳媒工作,一邊帶著家人在險境中掙扎求生。

「我背負的不只記者的責任,還有作為人母的責任。」

Maram憶述第二次大停電時,以色列正對加沙展開空襲。她當時和家人在一起,包括八歲的女兒和三個月大的兒子。她非常害怕,在場所有人都不敢發出聲音,只聽見周圍不斷傳出的爆炸聲和軍機的螺旋槳聲,整座城市一片漆黑,四處火光熊熊。

Maram指,加沙被圍封超過一個月,水、食物等維生物資都越來越稀缺,大部分超市的純淨水和食物都已沽清。每日除了工作以外,她還要領著家人,一起到超市等地方尋找食物和物資,亦必須用盡辦法為孩子找到純淨的食用水,「我問我遇到的每個人,『你有水嗎?你找到水了嗎?哪有賣水的地方?』」有時候,她要走很遠路才能買到幾支水,或排上很長一條隊伍才能買到麵包。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實地觀察,當地多數麵包店均已關閉,民眾須在為數不多的營業店鋪中排六小時才能購入物資。然而,Maram指排隊有一定風險,因早前便有數間麵包店被炸毀。

每日奔走於尋找物資,工作時還要目睹屍體從瓦礫中被拖出,奄奄一息的傷者被送入醫院,生命在眼前消逝。Maram 坦言心理受創,但在戰爭中,根本無暇顧及自己的心理狀態,即便如此,Maram 仍選擇繼續報道。生於戰火頻生的加沙,她表示在砲火底下工作已是常態,不過她也認為今次以巴衝突是最嚴峻的一次,擔憂背後支撐著她的是信念:

「假如我們停止報道,誰會轉達弱勢和蒙難者的聲音? 沒有!沒有人會前來加沙報道發生甚麼事。」 

保護裝備無法運入加沙 記者赤手空拳上陣報道

除了身陷戰況最激烈之地仍盡職報道的記者,在戰火的另一邊,亦有人為同行擔憂,希望盡力支援。目前身處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的記者 Shuruq As'ad,是巴勒斯坦記者聯會(Palestin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 )的代表之一。她表示加沙有超過51個媒體辦公室遭砲擊,超過1000名記者流離失所。但她補充,這些數字未必準確,因為大部分記者經已失聯一段時間。

Shuruq 表示在停電和無訊號的情況下,記者間彼此通訊、協調、收集資訊都變得艱難。據她所知,目前在加沙的媒體主要透過幾種途徑了解戰況:一,留守醫院,從醫生口中,以及救護車的動向追蹤戰況;二,居民得悉或目擊轟炸後,亦會騎驢、騎馬,對街上的人口耳相傳,繼而傳入傳媒耳中;三,將記者分布於加沙不同區域,各自留意當地情況,但由於當地沒有訊號供應,要將資訊傳遞相當困難。

Shuruq 曾嘗試為加沙的同事提供eSIM(即虛擬SIM卡),但對方必須先連結互聯網,才能成功下載,變相難以提供支援。「我對一位同事說,如果你明天能連上網絡,我就馬上把eSIM發給你,她說:『假如我明天還能活著(收到)就好了。』每個人都覺得他會是下一個離世的人。」

由於加沙長年被以色列軍隊圍困,自10月7日開火以來更甚。食物、水源等人道物資難以送抵加沙,而以色列軍方更視頭盔、避彈衣等防護裝備為戰略物資,禁止外界輸送。據Shuruq所知,部分屬於自由工作性質的記者缺乏媒體機構支援,沒頭盔及避彈衣,只能赤手空拳上陣。

同事接連喪生 坦言無能為力

作爲在加沙外的人,Shuruq嘗試與人道救援組織合作,向以色列施壓,每次嘗試將五至十件頭盔及避彈衣送入加沙,但她也知道這些不足以抵禦砲彈。對於接連有同事喪生,Shuruq坦言深感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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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事接二連三地死去,Shuruq As’ad感到相當痛苦及無力。每日早晨,她都十分害怕收到另一位同事的死訊。(受訪者提供)

身處西岸,雖然衝突不似加沙般激烈,她仍然感覺自己的生命彷彿從10月7日起就停止。她有20多名家人,和至少20多名聯會同事在加沙喪生。每日早晨,她和其他聯會同事都會聯絡身處加沙的同事,了解他們的情況,卻未必能獲得回覆。沒有回覆的原因很多,或許是因為沒有訊號,或許因為不幸喪生。訪問當日的早晨,她打電話給兩位同事,二人都沒接聽,不一會她收到聯會的消息:「他們已經被殺了。」

正如在加沙掙扎的同行,Shuruq在另一邊亦背負傷痛繼續報道,「我做好記者的工作,在鏡頭前堅強地傳遞資訊,但我真的有太多太多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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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兩名在加沙的記者Saeed Al-Taweel 和Mohammad Sobh於工作期間遇襲身亡,正等待送往醫院。(受訪者提供)

以軍指哈馬斯藏身平民中 難保障記者安全

早前路透社和法新社向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se Forces)發公開信,敦促以軍切勿針對身處加沙的新聞工作者。以軍於10月27日回信,表示哈馬斯故意在記者與平民附近進行軍事行動,因此無力保障身處加沙的記者安全,敦促記者採取所有必要措施自救。

Shuruq 認為軍方的回應煽動軍人進行屠殺(「This is incitement, to kill.」)。她表示戰火之中,國際法和道德標準依然存在,她希望有朝一日,聯會能透過國際法院,為所有傷亡的記者追討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