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敏感書籍？何謂「高危」字眼？任何與政治、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書籍又會否觸犯法例？這些問題，作為把關人的出版社卻不懂如何回答。在《港區國安法》標準未明下，出版社，乃至整個香港出版業對政治書的處理越發步步為營，生怕稍有不慎就誤墮法網。無形紅線下，出版社自我審查、印刷廠拒印書籍、作者為避險到外地出書等情節不斷上演，成為政治敏感下的新常態。
記者｜黎嘉琪 編輯｜莫曉璇 攝影｜黎嘉琪 莫曉璇
在香港，出版一本實體書籍，先要「過四關」——寫稿、編輯、印刷和發行。《國安法》下，不少與政治相關的書籍未能「過關」，更或「胎死腹中」。
反修例運動中被射傷右眼的前通識科教師楊子俊，是本地小型出版社「山道」的負責人。成立四年的山道，過往主要出版通識參考書，當紀錄50名參與反修例運動人士第一身經歷的《致自由─香港抗爭一年紀實》，未能找到出版社出版，山道決定承接出版工作。50名人士中，包括前線抗爭者、天水圍少女Chloe、中大教育系學生吳傲雪、721遇襲者蘇先生、831受害人韓寶生、理大學生校董李傲然及藝人杜汶澤等。然而書籍卻在印刷一關，遇上阻撓。
反修例書籍遭七次拒印
《致自由》原定於2020年7月初出版，與山道長期合作的印刷廠早已答應承印。然而5月底傳出將立《國安法》時，該廠突然拒印，緊接聯絡的其他兩間廠家亦一樣，楊子俊直言從未遇過此等狀況。他說，當時業內消息指，有建制派議員發備忘予印刷商，警告《國安法》牽連甚廣，萬一出事，印刷商不能倖免，業界因而人心惶惶，擱置大部分政治書籍的印刷工作。
「整本書都好危險。」
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正式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業界恐慌更甚。翌日，有示威者因展示「港獨」和「光時」標語被捕。山道出版社眾人為確保出版順利，當晚齊聚工作室，花了兩晚通宵修改文稿，主動把書中「獨立」、「民族」及「推翻」等字眼盡數刪去；再把「光復」改為「自由」、「重建」；「革命」改為「抗爭」、「運動」；「Anti-CCP（反中共）」則改為「反極權」。楊子俊把已修訂的文稿交到第四間、行內數一數二的大型印刷廠，該廠過往一直有處理牽涉政治內容的印刷品。雙方起初洽談順利，惟當一切準備就緒，印刷廠主管卻忽然在最後審閱「藍紙」階段時決定不印。楊子俊大惑不解，想要一個理由，甚至為求書籍能順利出版，對主管說：「有什麼內容要修改？你覺得不高興的話我們再改。」廠家僅以答覆：「整本書都好危險」。楊指，印刷廠一改以往沒有審查，「照印照做」的方式，估計日後書籍只要牽涉「抗爭」、「挑戰政權」等內容，出版難度就會大大增加。
偷偷摸摸印書
《致自由》前後被七間印刷廠拒絕，幾經波折，楊子俊終找到行內人士願意承印這數千本書，並在7月尾完成出版，較原定出版時間遲了近一個月。為減低印刷廠顧慮，他們採用折衷方法——把程序「斬件」，將印刷和釘裝等工序分開到不同印刷廠進行，書末亦不會列明印刷廠名稱。協助印刷人士則會等到大部分員工下班後，才小心翼翼地在廠內趕工，以免被持相反立場的員工或閒雜人等騷擾和告密。為安全起見，楊又與廠商用現金交易，避免留下記錄：「曾經要給十多萬元現金，我分了幾次在不同提款機『撳錢』，甚至問人借錢。」
「出版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現在卻變得好像在做『壞事』，總覺得渾身不自在。」
楊子俊自問《致自由》沒有刻意挑戰和違反法例，卻要如做壞事般偷偷摸摸行事，慨嘆：「我原本是教書的，習慣所有事情都規規矩矩。出版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現在卻變得好像在做『壞事』，總覺得渾身不自在。」他對要修改內文感到失望，認為沒有了「光時」類型的口號，無法完整展示港人政治思想轉變歷程，有所缺失，但現實逼人，若不修改將「連印都印唔到」，只好妥協。
成功出版《致自由》的山道，現正為同樣因政治遇到出版困難的作者籌辦出書，作為出版社負責人，楊子俊表明願意做「爛頭卒」角色承擔風險：「如果大家都退縮，就等於把自由拱手相讓。我想嘗試在香港做到整件事（出版），如果還做到，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印刷商焦慮無援 電郵1823問政府
參與印刷廠管理工作超過20年的 George（化名）坦言，昔日業界仍會印刷與雨傘運動或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政治書籍。然而《國安法》通過後，拒印風氣日趨嚴重，估計只餘下不足一成廠商願意冒險印刷。他解釋，近八、九成行內人士政治立場親建制，大多在國內設廠，會留意國內法律標準，當香港法例與內地拉近，自然少人再印。George說：「如果國安法可以列明什麼東西不能印，我們當然不會印，但問題好似沒有特別列明。」界線可能隨時移動，業界因而分外小心，盡量遠離紅線：
「要以成間廠考慮，不想因一單生意，影響整個廠的生存。」
George指以往不會理會印刷品是否與政治相關，惟現時會多加留意，以免觸犯法例。現時，他們只為出版社印刷政治書，因相信出版社有審查機制，比起由作者自資印刷來得安全，收到敏感文稿時，亦會提醒出版社修改。George亦曾在《國安法》生效後，承接印刷反修例運動攝影集。他私下詢問過律師朋友意見，並寄電郵到專門解答市民對政府查詢的「1823」，對方回覆指《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合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不會受影響，至於個別印刷品內容會否觸犯《國安法》，須視乎相關情況，包括事實、相關的行為和意圖、所得的證據等因素而定，並會根據相關法律處理，著個別人士徵詢或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在沒有確實指引下，George甚至嘗試發匿名電郵到為政府政策局及部門提供法律意見的律政司，附上即將付印的圖片，查詢印刷風險，惟未獲回覆。
George表示，政府從未向業界商會發出任何指引，沒有人能提供實際例子說明，他們只好用常理判斷，並留意政府有否對某些內容特別敏感，若認為內容合法便協助印刷，「仇警言論、『黑警死全家』、『五大訴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類，政府譴責過的都不會印。」
出版自由受損 憂加速業界消亡
由參展中小微企代表組成的「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發言人、出版社「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認為，《國安法》令整個出版業界充斥白色恐怖、寒蟬效應，甚至連發行公司及書店亦不敢冒險出售敏感議題的書籍。他說，籌備2020年7月書展時，正值《國安法》吹風，由於待推出的新書大多與反修例運動有關，多間出版社即使完成排版也不敢付印，部分正撰寫的書稿亦被叫停，以待政府公佈具體條文。
《國安法》生效後，大部分政治書籍都有修改字眼，甚至擔心「五大訴求」亦被視為煽動。具體數字雖未有統計，但據彭所知，有三、四本書籍被大幅修改，估計數量遠遠不止已知的。另有兩、三本書籍付印後停止推出市場，包括由「突破」原定在7月中旬出版的《Breakazine》062期《危險閱讀》。《Breakazine》於社交網站專頁發文解釋，《國安法》通過後機構諮詢了不同法律意見，對新法例實施的理解仍有不確定，為保障一眾共同參與者，決定停止上述出版及下一期的製作。彭志銘說：「一個好的社會的價值觀應該是多元化……現在倒轉不准你有異聲，是一個盲目的社會」，恐怕日後異見聲音會愈來愈少，令原是夕陽工業的出版業界加速消亡。
「傘下的人」台灣尋出版空間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一群香港傳媒人成立「傘下的人」，自那時起，團隊一年一書，採訪記錄社會中不同人事物，記載香港當年大事，如2017年就曾出版《有冇人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2020年，團隊寫下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新書《我們的最後進化》，卻第一次要走到台灣出版。
「我們想寫一些會被香港人遺忘、政府不想提的香港故事，那必然涉及一定程度『敏感』。書籍對我而言不『敏感』，只有被我們批評的人會覺得『敏感』。」
發言人亞木表示，過往一直與香港「白卷出版社」合作，惟2020年4月，愈來愈多曾參與運動的人被檢控，「白卷」擔心協助出版會被警方搜查，徵詢法律意見後婉拒出版，建議團隊到台灣一試。歷經數次失敗，團隊最終獲台灣「一人出版社」答允出版。
走到對岸亦並非全無後顧之憂，亞木指，新書本打算在香港書展發售，當傳來《國安法》即將實施時，他即暫緩出版工作，等待條文出台，與香港的寫手、受訪者商議修改。最後，寫手將受訪者的稱呼改得更為含糊，例如原本受訪者化名「阿X」，後來連「X」都不出，改用「肥仔」代替。亦有應受訪者要求將「革命」字眼改為「抗爭」、「運動」，終在2020年9月成功出書。對於新書未能在香港出版，亞木表示遺憾，怒斥：「香港人出書都不能在香港出……2017年我寫梁天琦、訪問梁天琦，大家不會擔心，會說無問題」，三年後的香港卻急劇變化，要討論：
「出唔出得？點出好？要避嗎？」
不過，他認為《國安法》下，到台灣出書雖成本更高但更有保障，訪問敏感對象時亦不用束手束腳：「《國安法》全世界都有效，避免不了，但叫做隔了一重。」他說以往在香港出版，為證明「傘下的人」已取得寫手授權，要提供寫手名稱、身分證號碼等個人資料予出版社。萬一被控，擔心警察會因而追查到寫手和寫手所持有的受訪者資料，台灣出版社則能免於搜查。在台出版這項新嘗試，讓團隊發掘到空間繼續出版和實踐理念。
湯家驊：出版業界有機會違犯分裂國家罪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若書籍被控違反《國安法》，即使匿名處理印刷廠、「斬件」印刷和到台灣出版等，均不可避免承擔法律責任；出版業界最有機會觸犯「分裂國家罪」，是否構成犯罪則取決於意圖。他舉例，如有人寫書提及香港獨立，以書宣揚及有意圖確切實行，已是組織或策劃國家分裂；若出版社清楚背後有組織及策劃仍協助出書，有機會被視為參與；印刷廠、發行商或書店亦一樣，但風險不及出版商大。湯補充，法庭不會單看書籍類型和表達方式斷定意圖，會審視作者或出版社過往背景和記錄，書籍若純屬學術討論不會違法，但仍有可能引人懷疑，強調若不想以身試法，則不應出版相關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