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層加「碼」 內地健康碼侵私隱

「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沒有健康碼的北京居民楊勇(化名)慨嘆。楊勇疫情前幾乎天天外出工作,但由於一直沒有申請健康碼,近半年來,他寧可窩在家中,每天在電腦上辦公和娛樂,三餐依賴外送食材,過著平均每月只出門兩次的生活。

二月初起,內地各省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推出健康碼政策,規定市民出入公共場所時,包括商場、地鐵站、辦公室等,都必須提供綠色健康碼,證明自己「健康」。無可否認,健康碼有助追蹤確診個案,令不少人安心;但另一邊廂,健康碼為出行添上不少麻煩,更有市民擔心會被侵犯私隱。

記者|林踔賢 編輯|盧文樂 攝影|林踔賢 盧文樂

北京政府在三月上旬推出「北京健康寶」,但基於私隱考慮,30歲的自由工作者楊勇至今仍沒有申請,一直以來都盡可能不踏出家門,日常生活所需都靠快遞解決。若果必須外出,他會選擇駕車,以避開任何要出示健康碼的場所。他承認,沒有健康碼對他的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在內地生活,早已不能避開各種追蹤程式。楊勇認為,政府可從微信、支付寶等需經實名認證的程式中,精準地掌握每個人的行蹤。他一直對它們的安全程度有所顧忌,習慣關掉定位系統。他更不願因為健康碼,再向平台提供額外的個人資訊。而他抗拒健康碼最主要的原因,是該程式必須通過人臉識別,他不清楚政府收集人臉特徵的目的:

「人最恐怖的事情不是已知的東西,永遠是未知的。」

對他而言,人的臉龐與電話不同,前者不可能輕易更改,因此不能隨便提供予第三方機構。他亦不明白為何健康碼必須通過人臉識別,認為即使撇除功能,也不會影響運作。

外出經重重關卡 心情如「做賊」

六月初,北京疫情曾一度放緩,政府繼而將「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由二級下調至三級,並放寬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進入小區前的探測體溫要求。眼見政府措施開始鬆懈,楊勇在六月中便約同數名好友,一同驅車前往北京近郊的寓所聚會。

可是,在短短數日的休假期間,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爆發新一波疫情,政府又隨即上調應急響應至二級。回程時,楊勇十分緊張,因北京道路長年設有不少檢查站,工作人員會檢查車上人員的身分證、車廂和車尾箱,他擔心在防控等級上升後,政府會推出新措施,加派防疫人員檢查往來人士的健康碼,或甚是強迫他即場登記健康碼即使檢查站職員最後只檢查了車上人員的身分證,楊勇仍然心有餘悸,感覺自己就如偷渡客:

「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

維權律師斥欠私隱 「未有異常」非易事

維權律師包龍軍長居北京,疫情前常因公務到處奔波,連續一周不在家是平常事。健康碼推出後,他儘管擔心程式會蒐集個人信息,但因為有時不得不外出辦事,所以健康碼是非裝不可。他已經盡量減少出行次數,即使要外出購物,都會捨棄便利的大型商場,選擇到小型超市或市場等毋須使用健康碼的地方。

他認為,微信已能做到實時追蹤,而且國內各種各樣的監控無所不在,但健康碼清晰列出用戶途經的地點,使監控變得更加嚴密,更加可怕。包並不喜歡被人實時監控,而作為身分敏感人士,他認為健康碼不只針對他們,更將監控範圍擴展至所有普通市民:

「像我們這些在這國家已經沒有任何隱私的人,倒不是怕這個東西,就是我討厭這種做法,這種未經我同意,強行加給我的一種霸凌。」

除了面對實時監控,包龍軍在使用健康碼時亦常遇困難,其中一次發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九月初,他要到成都出差,但卻一直滯留在機場外,未能成功通行。他憶述每次進入首都機場前,必須在「防疫健康信息碼」申報過去14日的行蹤,結果要顯示「未有異常」才能通行。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因為程式後台記錄每日行蹤,所以登記人士必須準確申報所有到訪過的縣級市,一個都不能少。由於他剛從內蒙古回京,回程時乘搭的火車沿途經過不少城市,他不肯定是否因系統誤會他曾到訪多地,才使他屢試屢敗,但當時又申訴無門,使他非常著急。

擾攘半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見他實在沒辦法,才叫他以紙筆登記個人資料,方能進入機場,耽誤了不少時間。他又提到,每次到高鐵站和機場等場所,門外總有不少人埋頭在手機上輸入資料,和排隊等候掃碼。為免阻礙行程,他都會比以往提早半小時出發。

商家地級市各設碼 碼上加碼非互認

港人陳瑩(化名)任職中國組記者三年多,在八月,上司安排她到浙江工作。她本以為持著浙江健康碼便能在省內通行,豈料當她打算進入當地一個商場採訪時,卻首次遇到職員要求她額外登記由商場自行創立的健康碼,作雙重認證。除了憂慮要提交個人資料給未知的第三方外,陳瑩亦發現當中的審批過程極不透明。她觀察到身旁的內地市民只用了數分鐘,便成功註冊,進入商場;但她在現場等了近一小時也未能辦妥,甚至在完成當地三天的採訪工作後,依然未通過審批,最終只好放棄到該處採訪。當時,她曾嘗試詢問商場職員未通過審批的原因,但他們也未能解釋,只叫她耐心等候,令她懷疑某些健康碼對港澳台人士審批較嚴格,令人無所適從。陳對未能進行預期的採訪表示可惜,因為缺少了一個如實反映當地情況的機會。

來自吉林省、現正在港就讀碩士課程的曹同學亦有類似經歷。六月底,他趁著疫情放緩,前往河南遊玩。由於他要先到內蒙古烏蘭浩特及黑龍江哈爾濱轉機,於是短短一天內,他便分別申請了三地的健康碼,申請亦非次次順利。每次上機前需要先申請好目的地的健康碼,但在內蒙古轉機時,系統要求他填寫到訪黑龍江的目的、到訪住址及預計停留時間等。在「目的」一欄,卻唯獨沒有「轉機」這選項,於是他向工作人員查詢,但得到的回應是叫他「亂填」,令他覺得設計不夠完善,未能涵蓋所有出行需要。而在河南省旅遊時,當他由鄭州坐高鐵,到屬同一省份的開封市時,當地又要求他註冊屬於開封市的健康碼,不能以河南省健康碼代替,就算申請手續不算繁複,但他不明白為何兩碼不可互通,認為是多此一舉。

獲取吉林省健康碼「吉祥碼」前,曹同學要先通過人臉識別驗證。(林踔賢攝)
其後,曹同學可選擇進行讀數或反光識別,讓系統判斷是否真人操控。(林踔賢攝)

大數據時代 如何才能運用得宜?

在內地,手持健康碼出行已成「新常態」。九月時,蘇州在健康碼系統「蘇城碼」上,新增「文明碼」功能,就市民遵守交通規則和參與義務工作兩方面評分,但推出一周後便受到多方批評,指過度干預個人生活,在怨聲載道之中下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認為,數據監察在多國都有廣泛應用,也不否定收集數據有助控制疫情,但在中國卻變為少有的數據獨裁(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他指出,內地健康碼運作欠缺透明度,行政和立法機關亦缺乏制衡,市民難以監察政府有否濫用或誤用數據。他又強調,「資訊就是權力」,在數據管治的社會裏,要令市民願意交出數據,前提是市民與政府要有互相監察的機制,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對等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市民)提供數據給你(政府),那麼我都要監察你如何運用數據。」

針對省市各設健康碼的亂象,黃偉豪認為問題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全國在使用健康碼上的立場統一,但真正實施權力的是地方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套用的健康標準不一,導致健康碼在操作上並非一致。

黃偉豪指,在大數據管治下,行政機關權力膨脹,需有所制衡。(林踔賢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