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智霖
我們在小時候的常識課本中，總會讀到一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然，稚子對世界的認知，或許就等同在書本上學到的一字一句，自此奉若圭臬的八個大字，不少人從不猜疑。記者的工作，或許就是讓自己、讓社會明白，原來凡事並無絕對，原來權威亦非真諦，未完善的法律有灰色地帶，同樣未完善的司法程序也談不上必然平等。
面對被捕、作供、審訊、結案等不同程序，有特殊需要的被捕人士和被告如自閉或智障者，在現行的措施下得不到適當的支援。在司法程序裡，體制之內缺乏「中介人」的角色，未能照顧其特殊需要之餘，亦無人幫助他們理解控罪和刑罰。
編寫報道的同時，心頭是戚戚然的：有特殊需要人士在司法程序內的處境，儼如孤舟求生於汪洋。受訪者黃纓淇大律師打了個比喻：「譬如我有一千度近視，智力正常的我到了警署，執法人員不准許我戴眼鏡，怎能夠簽文件呢？即使執法人員把列明所有權利的《羈留人士通知書》放在面前也無法理解內容。」
令處境更加艱難的，是各方未意識到問題所在。警方和不少律師對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理解和認識不足，意識不到各種特殊情況需要在怎樣的支援下，才真正具備適合答辯的條件。報道中兩名受訪者家屬都表示，被告作供期間遭引導；黃纓淇也提及曾有代表律師慫恿被告認罪，又擅自代表被告向法庭表示其精神狀態一切正常。有特殊需要人士在司法程序中屢屢遇到不公，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仍有距離，值得社會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