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豬本應生活在灌木林地、森林和草地，喜歡可以遮蔽自己的陰暗環境，亦習慣避開人類；然而近年牠們頻繁地出現在人煙稠密的市區。野豬慢慢變得不再怕人，甚至偶對居民造成滋擾及驚嚇。
政府近年接獲有關野豬的投訴，由2013年的294宗，增至2017年的738宗，問題愈趨嚴重。政府近年採取不同措施應付野豬問題，然而效果未見顯著。
記者│張曉澄 編輯│郭穎怡 攝影│郭穎怡 張曉澄
67歲的邱漢泉原是巴士司機，七年前退休後，便回到錦田從事耕種。他種了近50斤的番薯及木薯、20多斤芋頭、約70根粟米、逾10棵牛奶蕉樹及其他農作物。眼見收成在望，豈料去年的一個晚上，一群野豬闖進了農田，吃掉了全部收成，邱漢泉多個月的心血化為烏有。目睹農田被破壞，他心灰意冷：「其實有野豬在完全耕種不了，牠們今日吃飽了，明日再來；明日吃飽了，後日再來。」
邱漢泉指錦田一直有野豬出沒，但近年野豬數量上升，加上住在山上的村民陸續搬走，令原本只在山上生活且膽小的野豬開始下山覓食。為了應對野豬的連番破壞，他曾想過效法鄰居，築起鐵絲網預防野豬進入農田，可是鄰居農田的鐵絲網被野豬撞爛至「連根拔起」，根本沒有作用。他再想不到預防野豬入侵的方法，只好眼巴巴看着血本無歸。
野豬習性改變 居民不勝其煩
野豬近十年亦在沙田隆亨邨附近山坡出沒，影響的不只是隆亨邨居民，還有與該邨相距100米的田心村村民。田心村村長蔡醮喜指，在山坡居住的野豬數目不斷增長，從以往幾隻增加至約14隻。山坡上約有500座田心村村民的祖墳，野豬生活範圍鄰近祖墳，有村民曾投訴先人的骨灰龕被野豬撞至破裂，祭品更被野豬吃掉。每逢掃墓時節，蔡醮喜必需安排部分村民先上山驅趕野豬，以防有人因拜祭時看到野豬而受驚跌傷。
蔡醮喜認為，野豬數目增加及頻繁出現在民居範圍，與人們餵飼有關。縱使隆亨邨與附近山坡之間已經裝上約兩米高圍欄，並掛上「請勿餵飼野生動物」的橫額，仍有市民把裝有食物的膠袋拋進圍欄內。在夏天及雨天時，野豬吃剩的食物渣滓容易腐壞，帶來衞生問題。蔡醮喜雖然曾向政府部門投訴，但執法效果未如理想。他對野豬問題「感到頭疼」，束手無策。
嘉道理農場動物保育部高級保育主任高保然指，野豬主要吃蚯蚓、植物的根部、果子等。母豬會帶同小豬集體覓食，牠們會以鼻子翻尋泥土下的食物。野豬是聰明的動物，如果牠得知有更方便的方式覓食，如進食人類餵飼的食物和垃圾桶內的廚餘，牠便會教育下一代以同一方式覓食。這樣會令野豬的習性改變，變成不再怕人，生活更依賴和接近人類。
民間狩獵隊曾獵殺野豬
為解決野豬問題，各界出謀獻策，有立法會議員就提出重用已暫停的「野豬狩獵隊」以解決問題。香港曾有兩隊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的野豬狩獵隊，分別是1981年成立的大埔狩獵隊及1995年成立的西貢狩獵隊，負責處理對市民構成威脅的野豬。狩獵隊成員需持有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發出的許可證，並領有警務處發出的有效槍械牌照，獲得警方書面批准後才可狩獵。於2013年至2016年間，狩獵隊共出隊231次，捕獵了161隻野豬。
西貢狩獵隊隊長陳更加入狩獵隊至今已25載，主要於新界及離島狩獵野豬，亦曾經到東龍島及南丫島狩獵。他指每次約有八名成員出動，每個人均配備槍械及子彈，視乎情況決定是否開槍。如果野豬出現在有市民的範圍，他們會先用食物引導野豬離開人多的地方，再驅趕牠到山上，或根據隊長指示開槍射殺。陳更指狩獵隊「專業及嚴謹」，每次狩獵都受指引約束，例如不能在周末及公眾假期狩獵、有其他動物在場時不能開槍、需要一槍打中要害令野豬死亡等。
狩獵行動自2017年終止，漁護署表示，擱置狩獵行動主要是基於本港個別人士及團體對動物福利日益關注，以及出於公眾安全考慮。直至現在，政府並無計劃恢復民間狩獵隊，社會上更有聲音支持永久解散狩獵隊。陳更認為，狩獵野豬並不是貿然射殺野豬，更不是娛樂，質疑：「為甚麼不使用民間狩獵隊這麽高效、且有技術的方法去解決野豬？」
避孕絕育搬遷 可行性成效成疑
應否恢復民間狩獵隊爭議不斷，漁護署現時採用幾個方法處理野豬問題，當中包括在2017年底推出，為期兩年的「野豬避孕及搬遷先導計劃」。漁護署委派的承辦商會為於社區出沒的野豬絕育或接種避孕疫苗，並將野豬搬遷到遠離民居的郊野地點。避孕疫苗的有效期約為四至六年，以一隻豬的壽命大約二十歲推斷，同一隻野豬一生中需被捕捉二至三次打針，以確保有較小機會繁殖。
野豬絕育手術一般只能在流動手術室進行，對於處理體型比較龐大的野豬有一定困難；而且野豬在麻醉後可能會失控衝向行人路傷及行人，所以計劃並沒有普及至所有野豬出沒的地區。而現時負責為野豬絕育及野放的隊伍僅得六人，人手短缺亦令成效未如理想。從去年2月至12月，只有54隻野豬接受了避孕或絕育手術。
推出多項措施 惟實行上或有困難
針對曾襲擊人及習慣在市區覓食的野豬，漁護署正計劃由獸醫以麻醉槍捕捉並人道毀滅。由於這些野豬的族群結構和活動模式十分穩定，漁護署表示能在調查後辨認到牠們。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健認為，捕捉野豬的過程中有一定的困難及危險。他以去年10月黃大仙富山邨野豬傷人案為例，當時有街坊與保安用手或其他物件驅趕野豬離開民居範圍，令野豬受驚咬傷一名女保安，並在逃跑及咬傷另一名男士。該隻野豬傷人後迅速逃離現場，有關人員已不能辨認及捕捉該野豬。
漁護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合作，陸續於各區的餵飼黑點設置紅外線監察鏡頭，以偵察野豬數量、行動路線及人類餵飼野豬的頻密程度，並會引用《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以「將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的罪行，向餵飼人士發出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黃大仙區是其中一個設有監察鏡頭的地區，胡志健指出，在實際運作上，政府人員要有確實證據才能將餵飼人士繩之於法，不會單憑監察鏡頭的影片就提出檢控。雖然曾經有成功檢控的案例，但他認為餵飼情況依然嚴重，加上餵飼時間不定，令執法更添困難，未能有效阻嚇餵飼人士。
缺乏野豬數據 難以制定合適政策
漁護署目前並沒有全港野豬數目的資料，技術上亦尚未有可靠的方法統計。在嘉道理農場負責保育工作的高保然認為，政府在制定政策前應先掌握有關野豬的數據，例如在港野豬總數目、增長趨勢、各地區野豬數目分佈等，才可判斷現時野豬的數量是否過多，繼而制定合適的措施。如果野豬擾民的情況繼續惡化，為野豬避孕和絕育只能長遠地減慢野豬繁殖，不能即時解決野豬問題。他不排除政府需要再次使用捕殺方式以控制野豬數量，但必須有嚴謹的指引規條規管捕殺行動。
野豬關注組：教育市民 多管齊下
香港野豬關注組成員謝曉陽（小羊）認為，人和野生動物可以共存，不能將野豬闖入市區的責任推卸在豬的身上。人為因素如開發郊區、市民餵飼，都是令野豬生存空間減少和習性改變的原因。她建議政府多管齊下，投入更多資源解決野豬問題，並教育市民尊重野生動物，不要餵飼及打擾其原有習性。小羊提醒，野豬主動攻擊人類，有很大可能是市民的舉動或四周嘈吵聲音令牠們受驚，野豬為了保衛自己而作出攻擊，所以市民在遇到野豬時應該跟牠們保持一定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