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吸引了無數外籍人士（Expats）遠赴重洋，到此尋找機遇。近年，他們卻失去往日的熱情，紛紛選擇離開，甚至出現了外籍人士離開潮。根據北京國際人才交流協會組織發布的 2024 年《首都國際人才發展報告（藍皮書）》，集結各大跨國企業的首都北京，其外國人數量為 22,000 人，相比十年前報導的 37,000 人，下降達 40%。
有外籍人士曾在內地找到事業的起點，從事教育行業，但因薪酬及市場需求下降決定離開；也有人帶著高學歷和專業技能投身內地職場，卻因經濟衰退及競爭激烈從而有感失去發展空間，選擇不再留下，尋找更具吸引力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方式。外籍人士離開潮，不僅是他們的個人選擇，更反映出中國近年經濟環境的變化。
記者｜葉錦慧 編輯｜馮穎舒
今年 37 歲的 Joseph 來自美國，在大學主修哲學，希望畢業後從事教育相關的工作。因美國的入職要求是持有教育學士學位，而中國只要求學士學位，所以在 2017 年，他決定去中國求職，並獲語言學校英孚教育（EF Education First）聘請，前往江蘇無錫擔任外籍導師，用玩遊戲的方法教 2 至 15 歲的小朋友學英文，月薪為 8,000 元（人民幣，下同）一做便是三年。
Joseph 觀察到，在疫情期間，大批外籍教師離開中國，很多學校需填補外籍老師空缺。當時，他只持有國際認可的通用英語教師資格證書 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即「在非英語系國家教授非英文母語者」的資格證書），並無教育碩士學位，亦沒有任何教授國際英文水平考試的經驗，不符合任教 IB 或 AP 等大學預科課程的入職要求，但仍在 2020 年被江蘇常州的一所國際學校聘請，任職英文老師，月薪為 19,000 元，其後便在常州度過三年。後因工作量驟增，他才辭職。
收入下降 就業壓力倍增
2023 年，他轉職到浙江寧波一所公立學校任教，月薪為 24,000 元，另有 3,000 元補貼。但因學校管理層的不友善態度，他任教短短一年後便辭職。轉職前，Joseph 以線上方式修讀美國莫蘭大學（Moreland University）的教育學碩士學位，惟當他轉到海南海口的一所公立高中的國際部門任教時，其薪金卻沒因學歷提升而有所增加，反降至 21,000 元，另加 3,200 元補貼。Joseph 稱，他已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過往也累積了四年的任教經驗，但薪金不升反降，令他感受到疫情後中國教育界就業市場的不景氣。
Joseph 的外籍朋友也面臨同樣情況。他的朋友目前在浙江寧波的一所國際學校任教，學校希望和他續約，但僅願意加薪 100 元。Joseph 認為加幅不合理，根據他的個人經驗，通常續約時會加薪約 1,000 元，2020 年他與江蘇常州的國際學校續約時更加薪 2,000 元。他認為，外籍老師的薪酬在中國普遍下降，但學校對資歷的要求卻不斷提高，令他感受到就業壓力，故此萌生離開中國的想法。
內地「去英語化」 外語人才需求下降
Joseph 補充，近年中國對外語人才的需求下降。事實上，根據中國教育部於 2022 年制定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初中生可在英語、日語及俄語等外語中任選一種修讀，外語課時比例僅為 6% 至 8%，而語文（即中文）課時則佔 20% 至 22%，是外語課時的三倍，而數學、體育、藝術的課時均高於外語。Joseph 指他目前任教的高中曾規定必須要有三名外籍老師駐校，如今僅剩下兩名，他有感疫情後更難在中國尋找相關工作，故更想離開內地另覓路向。
已探索不少 將離開中國
Joseph 估計，身邊三成朋友都因疫情期間的封控措施而離開。疫情時，他也曾考慮返回美國，卻擔心回國後的生活會更加困難，可能找不到教育行業的工作，更打趣說或許自己當時只能到沃爾瑪（Walmart）超級市場工作。他回憶起七年前初到中國，原本計劃在中國累積工作經驗與積蓄後，前往其他國家，但不知不覺就待了七年，直到現在。Joseph 決定在這個學年結束後的暑假離開中國，前往韓國或拉丁美洲工作：
「雖然我在中國的七年間有很多美好的體驗與回憶，但我認為現在是時候離開，開啟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疫情後經濟衰退 公司業務大受打擊
31 歲的 Kevin Matters 為美國與台灣混血兒，從小在紐約長大。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成長，讓 Kevin 從小對地緣政治、中美關係及國際事務感興趣。因此，他於 2017 年選擇到上海復旦大學修讀全球公共政策碩士學位。畢業後，他認為其學歷在內地就業更有價值，故決定留在中國發展。
Kevin 於 2018 年加入一間上海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負責為客戶分析政治風險，幫助他們調整業務運作，以符合中國政府的要求。然而，疫情後中國的經濟成長放緩，跨國公司減少與國內公司的業務合作，其公司的業務亦受影響。Kevin 指，由於公司所接獲的項目與投資減少，故在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間重組，母公司與子公司合併，導致部分員工被裁員。儘管 Kevin 未受裁員影響，但人手減少後，其工作量大增，這促使 Kevin 離開中國，到其他地方尋求更好的發展。
內地薪酬較低 「海歸」增競爭
Kevin 於 2023 年 11 月返回美國，現正在美國擔任政治工作，負責為政黨籌辦政治活動，與各業界人士溝通，為政黨拉票。他指出，中國的薪酬普遍低於美國，就以政治風險諮詢的工作為例，美國的薪金為內地的四至五倍。他認為，除非是從事如人工智能等高端技術、金融或法律行業，否則很難在內地獲得如美國般的收入水平。
近年「海歸」（即海外留學畢業生回到內地工作）人才的人數增多，收窄外籍人士在中國的發展空間。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信息中心發佈的《2023 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2023 年在國內求職的「海歸」人才，比 2018 年增加了 34%。Kevin 表示，當時他在上海工作時，大多數同事都是「海歸」，其具有國際經驗與出色的中英雙語能力，能有效充當中國與國際市場間的橋樑。因此他認為，對於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而言，「海歸」人才是相當大的競爭，影響他們的發展。
朋友逐離開 重建社交圈感疲倦
社交圈子的改變亦是 Kevin 離開內地的另一原因。疫情期間，Kevin 部分具有國際背景、從事高薪工作的外籍朋友都選擇離開中國。他指出，因為工作原因，這些朋友習慣每三至五年搬家一次。可是疫情期間，中國多個城市實施封控措施，他的朋友都被困在家裏，不能離開，到疫情放緩之際，這些朋友都決定離開中國。短時間內大量朋友離開，又再重建新的人際關係，導致 Kevin 的社交圈子開始出現頻繁的變動。Kevin 坦言，這讓他感到很疲憊，渴望有穩定且多元化的朋友圈，冀長期定居在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他便開始想念紐約，故決定回去。
數據：跨國企業逐漸退出
中國美國商會在 2025 年 1 月發表《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報告調查對象為該會的會員企業，共有 368 份有效回覆，當中包括業務遍布全球的跨國企業。根據報告，2024 年有 26% 的受訪企業將中國列為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有 12% 的受訪企業將中國列為首要投資目的地；10% 的受訪企業僅在中國有業務，即有 48% 的受訪企業將中國列為全球前三大投資目的地，這數字較去年減少六個百份點。同時，表示不再將中國列為優先投資目的地的企業比例較疫情前翻倍，由 2020 年的 10% 上升至 2024 年的 21%。事實上，疫情導致內地經濟下滑，近年有大批跨國企業撤出內地市場，例如英國 AI 芯片設計公司 Graphcore、全球知名旅遊指南出版社「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