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會有壓力？可能是我不想再經歷第二次⋯⋯」陳老師（化名）憶述在2016年處理一宗學生墮樓輕生事件——清晨接到通知後，召開十萬火急的會議、討論危機處理對策、與家長聯絡、通知及安頓其餘同學……所有細節仍歷歷在目。
學童輕生頻仍，政府連同醫務衞生局、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於去年12月推出「三層應急機制」，協助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機制下，老師、社工和校長成為學童輕生的「把關者」，分擔識別、支援、轉介等重要角色，他們指出機制內的種種工作一直已在實行， 除了新增的校長專線外，機制並沒有為原來應對方法增添新措施，各界仍然在識別、實行上面對不少困難。
記者｜林銘儀 梁美淇 編輯｜羅杏兒 攝影｜羅杏兒
第一層：教師擔生命重責
機制令行政工作增
陳老師現職中學輔導組主任，教師年資約十五年，除教務外也負責輔導和跟進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在本學年（去年9至12月）中，學校輔導組已處理約55宗受情緒困擾的個案，數字較往年有上升趨勢。她指，校內危機處理機制一直存在，只是根據「三層應急機制」再作改良，包括定期更新相關數據，了解學生受情緒困擾個案的趨勢，再加強不同部門間及專業人士的協作。
陳老師認為機制能為學校提供參考框架，有一定作用，但機制所衍生的額外行政工作同時導致老師關心學生的時間減少，拉遠師生距離。
「我覺得（三層機制）是奪走了老師本身關心學生的空間。因為我們要跟著機制做，隨之而來，就要做行政工作印證你有做，但其實行政工作對處理學生即時危機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
政府在1月底宣布延長三層應急機制至年底，精神健康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又稱政府正研究「六層機制」，細分預防三層、轉介三層。對於六層機制的成效，陳老師直言並不樂觀。她認為倒不如「還一點時間」給老師，因「老師」角色最直接能與學生建立信賴關係，當老師因機制產生額外行政工作，只會令關顧學生的空間被壓縮，減低識別、協助效率，與機制宗旨背道而馳。
教師離職潮百上加斤
繁重教學外，老師需要時刻關注學生精神健康無疑增加壓力。陳老師坦言其中一部分壓力源於多年前曾處理的學生輕生個案。當時她負責事後家訪及安撫其他學生，她形容過程沉重，「不想再經歷第二次」，於是在處理學生情緒問題上變得更謹慎。她指「很怕自己做錯決定」，不論是與當事人對話、決定採取什麼安全措施、判斷是否需送院，乃至後續與家長的溝通，這些決定將間接影響學生的輕生意欲，是關乎他人生命的責任。
「當你作的決定牽涉到一個人的性命時，那個擔子的重量，就真的和一般上班截然不同。」
近年有教師離職潮，大部分資深且有相關輔導經驗的老師都離校，新老師經驗不足難以接手處理個案，陳老師有感互相扶持的力量減少，士氣難免低落，「有時我也會覺得有點孤單，那些經驗其他人不明白」。陳老師作為僅餘的資深老師，各種壓力扛在肩頭，感到內耗。
第二層：校外支援 多為現有措施
機制第二層是校外支援網絡的應急介入服務，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任陳凱雯指，機制並非長遠規劃，只屬應急措施，而校外支援網絡一直存在，她認為政府只是將這些支援配套「包得再整齊一點」，即釐清校方可求助的校外機構，告知校方當學生有需要時，可向那些支援組織尋求協助。
基督教服務處轄下的駐校社工尤文祺指，機制主要為沒有足夠資源處理緊急學生個案的學校提供校外專業人士協助。其實這並非新措施，例如政府2016年推行「醫教社計劃」下，精神科護士就已開始與學校協作，恆常到學校以問卷作篩查，開會商討如何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所以社工透過問卷篩查高自殺風險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及轉介有需要學生到精神科求診都是恆常服務，而非因機制而新增。
學生甚少求助 隱蔽個案難介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去年11月進行「學童自殺與求助研究」，團隊於2020年至去年年底共處理六宗學童輕生個案，六名學生中只有一人是由社工等專業人士跟進，其餘學生自殺前都沒有向社工或老師求助。陳凱雯指出，在面對負面情緒時，只有約一成受訪中學生會選擇向他人求助，揭示了不少有輕生風險的學生尚未被察覺。
陳凱雯續指，即使有問卷調查等恆常評估機制，評估成效取決於學生願意分享多少，有隱蔽性的輕生學生會選擇在他者面前表露樂觀、開心的一面，潛在個案難被發現，故此未能及時介入處理他們的需要。
第三層：校長轉介效率高 縮短輪候時間
機制中第三層是最後的防線——由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需要的學生到醫管局精神科接受治療。以往按照正常程序，排期輪候見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需時約兩至三年，而私家精神科醫生價格高昂，單次收費約兩千元，一般家庭難以負擔。故此大多個案只能輪候公立醫院，但等待治療的時間拖延得越長，加上沒有專業人士介入，學生的狀況便很可能惡化。在三層機制下，有需要的學生排期與精神科醫生會面的時間縮短到兩個星期至一個月左右。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校長李建文指，學校在機制成立前就已有轉介服務，過往遇到有嚴重情緒困擾的學生時，學校一般會先和家長聯繫，然後將學生送到醫院急症室。在急症室服務結束後，再排期等候精神科醫生診斷，輪候時間則曾遇過需時一個月以上的情況。他認為機制能提供學校與醫管局之間一個點對點的直接聯繫，若發現循以往流程的輪候時間過長，便會考慮使用校長熱線。
學生拒絕求醫 家長亦感抗拒
李建文指，轉介時最困難之處是需與學生和家長取得尋求醫療協助的共識。李憶述曾遇過情況緊急仍拒絕求醫的學生，他認為學生在情緒狀態不穩下自我判斷較弱，難以理性地決定應否接受治療；另外也有家長對精神科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認為精神科「污名」影響子女一生，繼而抗拒接受治療，使醫療支援被延誤。
李建文希望醫管局能與校方合作，當學校判斷學生情況緊急，而家長不同意讓子女接受精神科診治時，由醫生或職員等專業人士直接與家長溝通，解釋學生情況，糾正其錯誤理解，遊說家長，讓子女及早接受醫治。
「應急機制顧名思義是『應急』，但真的要在社會中長期幫到忙，我希望政府持續帶頭多做教育工作，讓社會尊重接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
李建文指，政府應持續推廣教育工作，消除對精神病人的負面標籤。學生輕生因素複雜，難以用單一措施處理，歸根究底，是要讓年輕人知道面對困難和挫敗時，有人與他們一同渡過。
望社會正視情緒健康 建立求助文化
學生輕生背後眾多因素環環相扣，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任陳凱雯指，教育制度下學生追趕成績、課外活動，缺乏空間分享情緒。「學生很忙，老師也很忙」，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建立關係，她認為學校、社會、都應該思考如何「鬆綁」，看輕成敗得失，減緩學生壓力。
陳凱雯又形容，有輕生傾向的學生就像是一張桌子，每隻檯腳都佈滿裂痕，只要再有一點東西壓下去便會倒下，她認為，學生輕生是一個需要社會正視的議題，大眾應多關注情緒健康，釋除對精神需要的歧視，在社會建立自發求助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