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記者而言，保證新聞的真實性是首要工作，使用匿名消息可能會讓報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但另一方面，記者亦需要承擔保護受訪者的責任，避免對其正常生活造成負面影響。接受匿名抑或放棄消息來源，究竟應當如何權衡？
撰文｜胡雪寧
在新聞報道中，一些受訪者出於多種考量不願意透露真實身分，往往以化名或者匿名的方式接受訪問或提供消息。去年12月，中國内地網媒「正面連接」發佈了一篇關於「北大包麗PUA案」的深度報道《罪名》，通過採訪當事人的母親、律師、好友及同學，完整還原了案件發生到審判結束的全部過程。該報道因未事先協商就直接公開了其中一位受訪者的真實姓名，遭到受訪者的抗議，此事亦在傳媒業界和公眾間引發了不少的爭議。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聲援受訪者，直指媒體不遵守新聞道德，爲求流量拒絕保護當事者的隱私，甚至有人呼籲大眾不要接受該媒體今後的任何合作請求。在輿論壓力下，「正面連接」事後回應稱：作爲負責任的媒體，在受訪者沒有提出化名需求時，報道工作按照行業規定應默認實名，以保證報道的真實性。
記得初入《大學線》時，《記者手冊》上就指出：若受訪者身分極度敏感，文章絕不能透露其身分，才可用化名，而過度使用化名會影響文章公信力。筆者在《大學缐》第一篇報道的所有受訪者均提出了化名要求，在報道即將刊登時，一位受訪者還請求隱去其他的身分資料，這也讓筆者一度感到掙扎。
現實操作往往會遇到更複雜的問題。顯然，在當下的社會氛圍，大眾對公開自己的言行舉止和個人資料都非常敏感，對傳媒的信任更是大不如前。特別是做内地議題時，倘若不事先答應隱去姓名及身分等資料，成功約到受訪者的概率幾乎爲零。筆者時常自嘲：找到肯講的人已經算走運，就不能要求太高。但也會感到不解：明明只分享了鷄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有時是「大唱讚歌」，爲何非匿名不可？
但跳出記者的角色，筆者意識到自己似乎也不習慣「以真實身分示人」，無論遇到街頭訪問還是參與調查時，都慣用筆名或英文名替代，有時亦會拜托對方將學校、主修學系等資料模糊處理。其實也並非出於特殊的考慮，只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安全感，避免日後遇到麻煩。如此換位思考，便能夠理解受訪者的心境——匿名不代表不信任，只是在大環境下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
換位思考，真誠相待是記者與受訪者的相處之道。但這並不意味著媒體可以放寬條件，隨意使用匿名消息來源。筆者認爲《紐約時報》的處理辦法值得參考：只有在報道和公共利益相關的重大新聞，並且消息來源可信時方可使用匿名。記者有義務解釋爲何這是獲取消息的唯一途徑，且要得到高級編輯的批准。
如何界定使用匿名消息來源的邊界，仍然是當今世界新聞業正在面臨的困境。在互聯網時代，每個人的數碼足跡都可能被記錄下來，公眾自然會提高心理防備。因此，面對一時無法改變的客觀環境，作爲記者應當理解受訪者的處境，及時溝通協調，而非刻板地固守「行業慣例」。另一方面，筆者也相信，即使完成訪問後，記者與受訪者亦不應該是冷漠、形同陌路的關係，唯有真誠理解，相互體諒才能夠重燃公眾對媒體信任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