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高齡老人，一般認為需被人照顧，或要到老人院生活，很難想像一位連走路都要撐著拐杖、快到90的婆婆，每天仍在照顧患有輕度智障的55歲兒子，還不時在家中為兒子洗澡擦背，在廚房忙前忙後。
早前秀茂坪發生一宗中年智障兄弟在家中餓死的悲劇，由於年老的母親入院，兩人頓失依靠，導致慘劇發生。以老護殘的個案並不罕見。中老年智障人士的背後，是年邁體弱卻不得不擔起照顧重責的老人，然而老人佝僂的身子，又由誰來支撐？
記者｜勞潤淋 編輯｜陸穎琳 攝影｜勞潤淋 陸穎琳 雷璟怡
88歲的李婆婆與丈夫育有三子，55歲患有輕度智障的兒子排第三，丈夫離世，大兒子患有骨癌於2018年病逝，二兒子則要照顧自己家庭，近十多年，李婆婆是小兒子的唯一照顧者。母子現時靠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和兒子的傷殘津貼過活，住在早年買下的私樓相依為命。兒子不懂得煮飯，自理能力較一般人差，生活上也比較依賴李婆婆，連洗澡也會有泡沫殘留在身上，李婆婆說需要不定期幫他做「大清潔」。但婆婆的身體狀況也不理想，患有糖尿病、做過「通波仔」手術，經常要去醫院覆診。
兒子被解僱欲跳樓
70年代初，小兒子在兩、三歲時經常出現破壞行為，李婆婆於是帶他看醫生，結果被診斷為智力障礙，從小學開始讀特殊學校，當年社會提供給智障人士的就業機會不多，而特殊學校的學制只能讀到中三，兒子中三畢業後在家待業，缺乏訓練機會，也令他變得懶散，經常顧著打遊戲機，三年後才獲社會福利署分配到工場工作。生活習慣突然改變，令兒子難以適應，經常趁著午飯時間出走。李婆婆經歷過很多個慌忙尋子的晚上，她哽咽道：
「我每晚就好像瘋婆子一樣找兒子。」
兒子只工作了三個月就被解僱，婆婆回憶兒子被迫離職的那天，兒子在上班前表示感到身體不適，婆婆便幫忙打電話請假，工場的主任卻指責他裝病，即使有醫生病假紙證明兒子身體不適，主任也強行收回工作證。兒子一氣之下再次離家出走，她和社福機構的社工四處尋找，幸好收到警署通知找到兒子。警察告訴她，她兒子出走後跑到天台想跳樓，被住在天棚的居民發現並阻止，令李婆婆膽顫心驚。
自此之後，兒子便再也不想工作，總覺得別人小看他。現在李婆婆的兒子並非社署跟進個案，但仍有來自其他社福機構的社工定期關心他，李婆婆說兒子以前也會去教會的日間訓練中心，但中心搬遷後，很難再看到熟悉的朋友，加上他在新中心出過洋相，曾在等上廁所期間尿濕了褲，他覺得太羞恥，自此便很抗拒回訓練中心，只有在李婆婆陪同下才會去，即使到了訓練中心，仍要跟在李婆婆身旁。
久病纏身 背負巨大心理壓力
獨力照顧兒子，令李婆婆倍感壓力，尤其當兒子發脾氣時更難以控制，即使有幾個男護士一同嘗試控制他，依然能夠掙脫，有幾次更在社工面前情緒爆發。社工深知李婆婆無法處理發脾氣時的兒子，於是決定報警，報警後，兒子被送入葵涌醫院精神科，曾試過留院近兩個月。兒子已經55歲，他的身體狀況也隨著年紀增長而變差，高血壓、皮膚癌等接踵而至，母子二人將「老弱病殘」全佔了。李婆婆數次因病入院，曾交託二兒子夫婦照顧幼子，但他們也分身不暇，外出時把他鎖在屋內以防他亂跑，但卻忘了給他買飯，幸好相熟的鄰居知悉李婆婆家中情況，送上飯盒給他。
自此之後，李婆婆每次入院都把小兒子帶在身邊，但是他晚上不能在女性病房過夜，離開醫院又不願回家，便在附近公園、殘疾人士廁所等地遊蕩，席地而睡。第二天早晨再回醫院，讓李婆婆感到既憂心又痛心。有一次比較幸運，遇到一位護士長在李婆婆入院的同時安排兒子入住精神科病房，直到李婆婆出院再把兒子接回家，但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李婆婆的心理壓力已經累積多年，從幾十年前母親離世，她便開始吃處方安眠藥，晚上才能安然入睡。後來相繼面對丈夫、長子過世的打擊，現在獨自照料智障兒子，吃了安眠藥近50年的她說，如今有時吃了藥仍睡不著。2004年，她確診患上抑鬱症，直言曾有尋死的念頭。隨著兩母子年紀越大，相依為命的日子便越難熬。
鑑於香港近期發生多宗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慘案——今年9月秀茂坪智障兄弟疑似在家中餓死、10月鑽石山一位母親刺傷智障兒子等個案，政府近日推出24小時支援熱線，方便有需要的照顧者向政府求助。李婆婆曾經打電話給熱線，打通了卻沒人接聽。李婆婆母子亦曾經申請社署提供的智障人士宿舍， 但有宿位時，兒子卻不肯入住，長年照顧兒子的李婆婆也承認：
「我自己都不是很捨得，如果他去了那邊（宿舍），就只剩下我自己一個。」
老人習慣有兒相伴，而照顧兒子直到人生終點似乎是李婆婆的歸宿。至於百年歸老後，兒子將交由何人照顧，李婆婆說：「相信政府不會讓我的兒子流落街頭。」
倡設立殘疾人士委員會
作為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幹事會主席的黃偉雄，本身也有一位50多歲患有嚴重智障的弟弟，無法自理，大小便、洗澡等都需要他人幫忙。由於申請香港成年智障人士宿舍的年齡不得少於15歲，他的弟弟16歲就開始申請輪候，家人一直照顧他到接近30歲時才有宿位。期間因為宿舍位於屯門，離藍田的家相當遙遠，來回車程需要三小時，年長的父母想探望或者接他回家相聚也不方便，於是在居住屯門宿舍期間申請搬遷宿舍，最終等了十多年，才能搬到離家較近的宿舍。
黃偉雄指，目前政府服務種類雖多，都需要照顧者主動尋求協助，不論是政府最新推出的照顧者熱線、照顧者網站。可惜，最高危的往往卻是不會主動求救的個案。
由智障人士出生開始，照顧者就要在不同政府部門、機構之間奔走——申請智力評估、讀書、輪候宿舍、政府津貼等，但社會資源分散，醫院、學校、社福機構等各有各做，令照顧者疲於奔命。黃偉雄建議設立個案經理制度，以家庭為本作全面統籌，觀察該家庭的需要，例如智障兒童需要讀書，就給家長相關資訊和輔導，讓個案感到有希望、有人關心，產生扶持的作用。
他又建議參考兒童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等，設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殘疾人士界別派出代表反映切身問題，由政府統籌各部門，例如由司長級人士帶領跨部門合作，更精準地使用有限的資源，幫助更多殘疾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
宿舍平均輪候逾14年
黃偉雄認為政府缺乏一個統籌支援智障人士或整體殘疾人士的部門。政府統計處估計2020年全港有約77,000至90,000名智障人士，黃質疑政府統計處為何只是粗略估計全港智障人士總數，而不是正式進行統計，他說，最基本的是知道全香港有多少智障人士，才能準確地規劃資源分配：
「現在沒有（統計數字）怎麼辦？只可以有多少資源就做多少。」
記者曾就全港智障人士數字詢問社署，社署回覆現時沒有備存相關的統計數字。
社署2023年6月最新的數字顯示，嚴重和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服務名額分別有4,210人和2,850人，輪候人數分別有2,320人和2,750人，平均輪候時間為14.2年和12.8年。黃偉雄認為，重點不只是輪候時間長，而是如何支援沒有宿舍的人和他們的照顧者，尤其是當智障人士從特殊學校畢業後，照顧者要全天候照顧，支援不足下，發生一宗又一宗的慘劇。
個案經理助建立互信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亦同意設立個案經理，除了在人生不同階段給予不同服務和支援，他認為甚至可以給予個案經理更多權力，統籌申請不同的服務。以秀茂坪智障兄弟死亡的個案為例，如果每個家庭都靠自己照顧智障人士，自覺有能力處理所有大小事務，便難以與外界建立信任關係。
若個案經理能用長時間與服務家庭建立互信的關係，同時提供情緒支援，就可以知道個案面對的困難，同時可配合現有的資源，建立一個中央資料庫，讓不同部門如教育、醫療等可以透過智障人士背景狀況知道他們和照顧者的服務需要。
有聲音希望政府增加津貼金額幫補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彭鴻昌則建議政府參考長者社區照顧券，讓殘疾人士購買社區支援服務，例如陪診服務、家居清潔、煮飯等服務，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私營院舍冀增暫託服務 減輕輪候者壓力
李婆婆捨不得兒子住宿舍，但很多家庭將宿舍視作救命稻草。正在輪候政府資助宿舍的智障人士，同時亦可輪候私營宿舍。聖雅各福群會僖明居是一所私營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為60歲以上或50至59歲但有特殊情況的智障人士提供服務，一共有20個宿位，一個月宿費$10,007，綜援個案則每月宿費$7,205。項目經理許志偉稱，因為智障人士宿舍的輪候時間長，對於年長智障人士而言，可能輪候至過世或者照顧者無力照顧都未能入住，因此僖明居專為年長智障人士而設。他們2019年初開始招收院友，至年中已滿額，現時也有13至14人正在輪候，但一般情況下，院友只會在成功輪候到政府資助院舍、離世或搬遷時才會騰出空位，所以難以估計輪候時間。
許志偉認為香港政府對殘疾人士的支援比起其他國家做得好，但政策可以更靈活一點，例如僖明居只能招收20個院友，即使他們有多一間可以用作臨時宿舍的獨立房間，也因受牌照所限，要等某個院友放假回家住幾天的時候，才能短暫地騰出空位，用作暫託服務。他又稱，中心的公共活動空間寬敞，而且院友日間多會外出工作，非常適合暫託智障人士，但現時只有一個暫託位置，他認為政府可以在這些方面作更多寬限。
「住到死」宿舍制度應變通
許志偉身為生命教育導師，認為宿舍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不是只有「住與不住」的問題，反而應該針對智障人士正面對的家庭問題：
「其實他們的內心只是一個大約小學三、四年級的小朋友，和家人有很強的依戀關係。」
智障人士的家人或者照顧者需要的是喘息空間，而不是要將他們隔絕開來。但現在提供的住宿系統多數是「住到死」，所以長年照顧的家人會不捨得，就如李婆婆的個案一樣，一旦申請人輪候到宿舍卻拒絕入住時，將要重新再排隊輪候。許志偉認為長遠的住宿系統應該是，照顧者離世或無力照顧的時候才提供，這樣便可以顧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