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記者 「頂著頭上刀」掙扎出路

謝馨怡去年6月在《9 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擔任最後主播,今年1月再在《眾新聞》節目《香港這一天》向觀眾道別。(受訪者提供)

「身在風眼,我們這隻小艇,在風高浪急的當下,情況嚴峻。在危機中,我們必須先確保船上的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眾新聞》停運前一晚,在傳媒行業先後三度失業的前記者謝馨怡,在下班的車上讀著《眾》的告別文章,不禁潸然落淚。「看到這段字便真正感到一切要完了,很心痛。」她憶述。

過去一年,《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至少12間媒體接連停運。傳媒機構一一消失,遺下的是700多名失業記者。失去工作,他們被迫重新思考未來:有人繼續執筆延續理想;有人迷惘應否留守新聞界;也有人轉行,開始新生活。

記者|梁彥諾 編輯|林諾暄 攝影|梁彥諾 林諾暄

「我就不是第一次道別觀眾,但要重新經歷的確是一點都不容易。」謝馨怡在主持最後一集《眾新聞》節目《香港這一天》的尾聲道出感言。僅於半年前,她在《9 點半蘋果新聞》的最終回,已行了她的第一場告別禮。

謝馨怡當記者短短三年,先後經歷了2020年12月《有線新聞》裁員觸發的辭職潮、去年6月《蘋果日報》及今年1月 《眾新聞》停運,受到「三重創傷」。她指,《眾》停運,她至今仍未完全整理好情緒,雖然失去記者身份的感覺是熟悉的,但不會習慣,而打擊更一次比一次大,令她感到非常悲哀。

過去一年,至少12間媒體接連停運,《眾新聞》總編李月華見記者時表示:「改變的不是我們,而是外在的客觀環境。」(眾新聞圖片)

放棄言之尚早 新聞還有空間留守

但謝馨怡並沒有放棄記者夢,《眾》停運後10日,她開設了Facebook專頁——記者 謝馨怡,以個人名義撰寫香港新聞。她深信,記者的身分不應被是否從屬某機構所限制:「我只是失去了機構,但我個人沒有死。」儘管外面的世界很差,但若新聞界還有一絲空間,她又有能力完成該做的事,便值得繼續留守。

多番主持新聞節目,令謝馨怡為人熟悉,其專頁亦在開辦約一個月累積逾8,000人追蹤。她在專頁中分析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中對「假新聞」的詮釋,又斟酌政府文件暗地裡將「人道毁滅」改成「人道處理」的分別是甚麼。而謝馨怡之所以關注議會新聞,是因為她以前接觸較多政治新聞,能理解立法會發言及文件,專寫該類新聞望能補足主流媒體不會顧及的報道:

「我未必能給讀者很大的影響,但我想這少少的努力對香港市民還有少少作用。」

同時,謝馨怡轉身成為自由身記者,為其他媒體供稿;又在香港民意研究所記者會擔任嘉賓主持。成為自由工作者後,謝馨怡的收入變得不穩定,月薪減少約一半,但她指現時工作較隨心,事業尚在探索階段,直至儲蓄用盡再想辦法。

對於是否開設專頁,她曾有猶豫,認為自己年資尚淺,相比其他前輩,自己沒有資格成為獨立記者。後來,她憶起在大學新聞系當學生記者,採訪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有同學獨家拍到民建聯周浩鼎的助選團,疑似免費接載長者投票的照片,被多家主流媒體轉載。事後,該名同學寫了篇名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的採訪手記,讓她印象深刻:「主流媒體做不了的事,如此年輕也能做到。這個經歷啟發我,就算力量很少,但也比甚麼都不做好。」

在新聞學院的訓練,令謝馨怡有勇氣繼續上路。(林諾暄攝)

世事難料便做好當刻 寫新聞留歷史初稿

謝馨怡相信新聞價值在於為歷史留痕,即使個人專頁的讀者人數比主流新聞機構少,仍能起作用。今年1月,政府憲報指總選舉事務主任翁應輝「停任」,在網上搜尋卻發現沒有相關報道,令她覺得很恐怖:「這怎都算是有關選舉的新聞,怎可以沒人寫?」於是,她著筆寫這則新聞。在帖文發佈後,其他媒體也相繼報道了,謝馨怡認為雖然未必與自己有關:「但至少我覺得可以留一個痕跡,當刻未必好有影響力,但之後搜尋時可以是一個證據、材料。」

失去記者證,令謝馨怡採訪時面對更多掣肘:政府未必理睬獨立記者的要求,給予官方回應;沒有公司的法律保障,變相使她報道時要加倍謹慎,逐字雕琢,避免曲解別人的意思,誤觸紅線。加入新聞機構雖較有保障,但謝馨怡未想重返全職環境,也不知可加入哪家媒體,認為《眾新聞》的自由度和空間很大,未必能接受轉到充滿限制的地方工作。

風雨飄搖,前路茫茫。謝馨怡坦言經歷這一、兩年,發現世事太難預料,計劃長遠的事變得奢侈,既然預計不了,不如做好這刻,做自己喜歡的事。

頂著頭上刀 狹縫中掙扎尋空間

《眾新聞》停運前夕,記者阿文(化名)與同事聚在電視前,觀看最後播出的節目《香港這一天》。趕寫臨別贈言後,與眾人圍著倒數《眾》的最後一刻,並大喊:「我們畢業了!」當中有人笑中帶淚,有人放肆嚎哭。阿文感歎,《立場》數天前停運,《眾》停運亦是意料之內,但現在回想,可以與同事、公眾好好道別,亦是好事。

阿文入行5年,曾是《有線》中國組一員。辭職潮一個月後,他和其他中國組同事加入了《眾新聞》,重建中國組,用數月時間「搭廠」、重新研究節目安排、處理技術問題,到停運前幾乎每集節目均超過10萬觀看次數。《眾》的停運仿如將阿文付出的努力宣告死亡,令他鬥志消磨,懷疑自己已不能再花同樣的心力到另一媒體工作。

阿文笑言失業以來一個月自己沒甚麼可以做,都在「躺平」,思考未來路。(梁彥諾攝)

他形容,現時對新聞工作感到不安,就算加入另一媒體,又會否突然停運,感覺就像「永遠有把刀架在頭上,不知何時砍下來」,猶豫應否繼續當記者。再者,《眾》在《有線》辭職潮時接收了中國組,繼而又接收了不少《蘋果》記者,但現時再沒有像《眾》一樣的「傳媒難民營」去接收大量失業的記者,令他感迷惘:

「《有線》結束時,市面上還有其他媒體選擇,所以大家辭職時還很有希望。但到《眾》結束,我又可以怎樣走下去?」

但阿文對新聞界未感絕望。他提及在中國組工作時接觸不少內地行家,目睹他們用數月撰寫的報道,上載不足半小時便被下架。但他們還會繼續做,因為他們深信,只要有一個讀者看過,讀者便可能把文章複製、轉載,延續文章生命。

言談間,阿文的眼神流露著對做新聞的熱誠,滔滔不絕地道出自己想寫的故事。他仍想繼續做記者,但面對傳媒生態劇變的「新常態」下,有新聞工作者被控「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的先例,記者必須考慮額外的法律風險,他亦必須慎重思考去留,而《眾》的遭遇也為他留下傷痕。笑言自己在「躺平」的阿文正休息療傷,未來要加入其他傳媒機構、成為獨立記者,還是轉行,他仍在掙扎之中:「到沒錢開飯時便要想,但暫時還沒有時間表。」

許多失業記者都一樣,傷口未癒,終歸不知落根何處。

難受政治壓力 資深記者轉行做侍應

有人留,自然也有人走。去年6月,《蘋果》的停運結束了47歲的Eric(化名)長達22年的記者生涯。在《蘋果》法庭組工作近20年的他,除感到悲傷及氣憤外,亦憂慮自身安全,他笑言自己「怕死」,覺得新聞業前景差,加上紅線難以觸摸,令他萌生轉行念頭。再者,Eric自稱近年工作表現下滑,坦言自己不及其他年輕記者有熱誠和能力,故《蘋果》停運後,即使知道有媒體招聘法庭記者,仍決定退位讓賢,離開新聞界。

Eric表示這兩年是「見步行步,但舉步維艱」。(林諾暄攝)

離開《蘋果》一個多月後 ,20多年來以文字謀生的Eric轉換跑道,為了生計到入行門檻低的酒店餐廳當兼職侍應。他解䆁:「既然失去了記者身分,做甚麼也沒所謂。」他不想冒險,只求有工作可維持基本生活,但目擊公司高層被捕對他留下了陰影,他強調不再從事任何與文字相關的工作,避免因自己寫的文字導致上司坐文字獄:

「如果寫的東西會令老闆有事,自己也不好過。」

對Eric而言,放下記者身分並不容易。他一直覺得文字工作者地位高崇,始終讀書多年,令他難以適應侍應工作,更害怕在餐廳工作時碰到相識的人。一天,他的恐懼成真了,在工作時遇到相識的律師,但律師只是走過去,拍一拍他,說:「明白的,大家都要『搵食』。」這次經歷令Eric心態改變:「起初覺得做侍應很難接受,但之後覺得並非偷呃拐騙,是乾淨錢,為甚麼不可以做?」

Eric由去年7月尾起擔任侍應至今5個月,不幸遇上第五波疫情爆發。在政府收緊防疫政策,禁晚市堂食之際,公司不再招聘兼職侍應,導致他再度失業。但他對將來的工作抱開放態度:「甚麼都試試,其實我沒有特別要求,只要能維持生計,簡簡單單就夠。」

約700名記者失業 記協提供三項支援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稱,因媒體停運和疫情影響,導致有大約700個以上的記者失業。他們當中有些留守新聞界,包括重新加入傳媒機構,或自立門戶;有些趁機會休息;當中也有不少轉行,很多成為公關,也有突發組記者做的士司機,資深記者考取電工牌等例子。

記協向失業記者提供三項支援,包括發佈招聘資訊、提供購物券及失業救濟金。(林諾暄攝)

記協現時為失業記者提供三項支援,包括:於社交媒體及網頁發佈招聘資訊;發放由市民捐贈的購物券予有需要的記者;及發放失業救濟金,失業記者每月可申請3000元 ,最多領取三個月,由去年6月至今年2月,記協共向49人次提供失業援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