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治下 謊言與血腥的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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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站在那裡,一個塔利班成員就沒因由地打我,打得我全身都是瘀傷。」Zuhal引述叔叔的話。遭塔利班奪去工作,Zuhal 40歲的叔叔再沒生活費養家。徬徨之際,身處外地的家人寄來點救命錢。他硬著頭皮去銀行,獨自排隊等候取錢,心中默唸祈求安然無恙,但仍是避不開惡運:「他拿著槍,開始用槍背打我的肩膀,叫我移動。」手無寸鐵的他無法還擊,只能默默承受。Zuhal語帶憤恨,覆述著叔叔的經歷,卻愛莫能助。然而,在塔利班統治下,這些經歷只是冰山一角。

編輯|伍銘熙 蔡詠愉 攝影|蔡詠愉 美術|蔡詠愉

八月中,塔利班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隨後更成立新政府,相隔20年重奪政權。雖然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向婦女保證,會在伊斯蘭教義的框架內保障婦女權益,女性仍能工作上學,亦不必穿戴全身的罩袍(Burka),但對於阿富汗人,這天仍是夢魘再臨。

坐困危城 如待宰羔羊

「試想像一下,在家甚麼都做不了。有時只是坐在一個黑暗的地方,甚麼都不做。再想起你上學、與朋友家人享受過的快樂時光,現在卻只困在家。」21 歲的Zuhal 11年前離開阿富汗到加拿大定居,剛在多倫多完成警察基礎課程,準備到約克大學進修政治學。她現時是Afghan Youth Toronto的成員,組織在塔利班奪權後成立,希望引起外界關注事件。 她父親體驗過塔利班的殘暴,加上崩塌的經濟,早於2000年到海外工作,再將她接到加拿大。Zuhal的親人卻不及她幸運,至今仍有超過30名親人被困阿富汗,其中只有八名男丁。在塔利班奪權後,Zuhal的親人決定住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他們都來到喀布爾,因為喀布爾現在最受關注,似乎比其他地方要安全些。」

塔利班政權2001年被推翻後,阿富汗經濟穩步上揚,2003至13年間經濟每年增長逾9%,但在2016年仍有過半人口在貧窮線下。在塔利班奪權後,經濟更是一蹶不振,Zuhal直言物價大幅上漲,原本折合價值約港幣90元的大米,升至約180元。價錢翻倍,有人更要出售家具來購買白飯充飢:「人們現在為了錢,甚麼都能做。」不只女性被禁止工作,Zuhal的叔叔們也已失業,只能依靠身處外地的親人匯入生活費,暫時僅可應付:「只要能給他們的,我們都會送過去,他們才能生存。」

自塔利班來襲,Zuhal的親人都近乎抑鬱,更長期失眠,他們懼怕塔利班的狂妄,不知何時會觸動其神經:「親人們都害怕出門,害怕會遇到他們(塔利班),害怕穿了不合乎塔利班要求的衣著,不知會發生甚麼。」Zuhal指,大人不能工作,學校亦要停課。起初家中的女性仍會在叔叔陪伴下,看看外面的情況,但見識到塔利班的可怕後,除了叔叔出門買日用品外,其他人都不敢外出。他們每一刻都活在不安定之中,恰似待屠宰的羔羊。

Zahul指,叔叔只是在銀行獨自排隊等候取錢,就被塔利班成員用槍背打肩膀,她認為塔利班形容的歌舞昇平的只是假象。(受訪者提供)
Zuhal指,叔叔只是在銀行獨自排隊等候取錢,就被塔利班成員用槍背打肩膀,她認為塔利班形容的歌舞昇平的只是假象。(受訪者提供)

不能相信的塔利班

塔利班入主阿富汗後承諾會尊重女性,更指所有人都應被視作平等。面對這些承諾,阿富汗人嗤之以鼻:「媽媽告訴我,他們當年說過一模一樣的話。」1996-2001年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期間,亦曾說過會給予女性自由,Zuhal指結果有目共賭:「看看當時發生甚麼事,他們會無緣無故地射殺婦女,看到女性手上有指甲油,會割掉她們的手指。女人做的任何事,他們都反對。」

她的親人就領教過,塔利班怎麼說一套做一套。塔利班早前宣佈男生可以重返中學,本應就讀中六的表妹則被禁止上學。塔利班奪權初期,她的叔叔和姨姨,曾目睹兩個少女穿著牛仔長褲在街上走,被數個塔利班成員捉著,斥責她們衣著不恰當,並用鐵絲鞭打她們雙腿。Zuhal的兩位表哥亦曾在回家途中,無故遭塔利班毆打,被搶了汽車、金錢和珠寶。她住在南部城市坎大哈(Kandahar)的朋友,更被塔利班逐出家門:「塔利班突然闖進他們的家,叫他們滾出去,找另一個地方住。」Zuhal指,根本不應期望塔利班會改變,一切只是如20年前般重現:「塔利班只是希望世人接受他們,所以才這麼說,但他們不會實行。」 

前路未卜 只求安全

「叔叔總是問我們,有沒有辦法把他們帶走,他們只想有一個未來,現在在阿富汗,他們沒有未來。」遠在他國,眼看塔利班攻陷家園,Zuhal除了擔憂親人的安危,內疚之情更難以言表:「我很安全,可以出門、工作,有自由,但他們沒有。若當年父母沒帶我離開,現在身陷困境的可能是我。」加上她的叔叔們本來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曾與英美政府等合作,這令他們身陷險境,更擔心被塔利班發現後遭處決。為解救親人,她用盡方法,去信各國政府與叔叔的上司們,希望能為他們申請簽證,卻沒有回音。被焦急、無助等情緒籠罩的Zuhal已不知怎辦:「即使我怎麼努力,也似乎無法為他們做甚麼。」

能試的都已試過,在阿富汗東北部潘傑希爾省(Panjshir)僅餘反抗塔利班的勢力,成了他們僅存的希望。塔利班拿下首都後,唯一未能攻下的就是該省,全賴當地的「反塔勢力」。8月20日,「反塔勢力」更一度奪回數個地區,惟塔利班在8月29日,切斷了潘傑希爾省的互聯網與電信服務,往後的各種消息再難以核實。Zuhal不期望他們能擊敗塔利班,只是希望能達成協議,令阿富汗人不再受傷害,有一丁點人權。雖於9月6日,塔利班稱已完全控制潘傑希爾省,但反抗力量「全國抵抗陣線」堅稱仍未被擊退,Zuhal仍然相信,那是阿富汗人僅存的出口:

「我只能祈禱,這次他們能奪回阿富汗,這是現在唯一支撐我們的東西,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習以為常的亂世

在香港大學讀書的Sitara這天穿上清爽的長裙,展露出自信的笑容,這個她,或許會嚇倒六年前從未離開過阿富汗的自己。23年前在阿富汗出生,她本不知自由、平等為何物:「如果你沒有體驗過,你不會認為有問題,因為已經習慣了,你不會質疑這些規範或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即使有時你感覺很糟糕,你認為它就是這樣。」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以追捕主腦拉登和反恐為由,派遣軍隊進駐阿富汗。雖然Sitara認同美軍駐守20年間,為當地帶來了更多教育資助,亦引入自由、民主等價值,提升了女性的社會參與度,但她指當地人仍然要穿遮蓋身體的衣服,要為人身安全擔憂。直到2015年,她首次出國到土耳其參與夏令營,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師生,不論男女都能任意穿想穿的衣服,才開啟了她對自由的想像。其後於2018年考獲獎學金到香港大學就讀,這四年享有的自由,她更坦言從未感受過:「就算我穿什麼衣服,也沒有人來騷擾我,我覺得很安全。 」

阿富汗的亂象從未平息,塔利班雖於2001年喪失政權,但未有銷聲匿跡,仍與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時有交戰,發動各種恐怖攻擊。Sitara指去年在她加茲尼(Ghazni)的家附近,曾有人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施襲者)其中一片人體殘骸,飛進我家後園。」這樣恐怖的事,Sitara直言是「正常」,只因太常發生,當地人已經麻木,她亦只能苦笑置之。

外人看是如此荒謬,但對Sitara而言,未被攻佔前的阿富汗,的確在一步步地改進,至少女性能上學,能上班,或像她般有到外地升學的機會,而政圈、教育界和商界都能找到女性的蹤影。或許很微小,但至少能看見希望。這小小的進步,卻於旦夕間化成灰燼,回到20年前的境況。在當地的大學,情況倒退到男女學生上課時要以簾分隔,她慨嘆:

「一切(進步)彷彿一下子消失了,是的,其實很悲哀。」

回到廿年前 阿富汗危機四伏

塔利班奪權前兩個多月,Sitara回到阿富汗探望家人,8月10日返回香港。她當刻不知道,他日再回去時,已不會是那個熟悉的阿富汗:「我離開不是因為塔利班會來,我沒想過塔利班會控制整個國家,沒有人預料到這一點。」

Sitara雖趕及在首都淪陷前離開,但當時塔利班已控制了數個省。未離開前,Sitara不下十次遇上塔利班檢查站,每一次都是膽顫心驚:「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不知道是否有人舉報你,或有人只是想殺你。」多位塔利班人員披著頭巾,手持槍械,要求她父親和弟弟停車讓他們搜查,連正眼都不看一下她,她只顧低頭瑟縮一旁,即使傳統的伊斯蘭罩袍包裹著全身,也掩蓋不住她的恐懼:「我不敢看他們,只能祈禱,想著『我只想安全,真主,請救救我』。」

Sitara指看著家園一夜之間倒下,感到驚訝和痛心,但仍期待能回家的一天。(蔡詠愉攝)
Sitara指看著家園一夜之間倒下,感到驚訝和痛心,但仍期待能回家的一天。(蔡詠愉攝)

輾轉回到香港,得知塔利班奪權,無助感始向她襲來。她不知道怎樣幫助仍在當地的父母、弟弟等,也想像不到會發生甚麼:「家人也不清楚外面的情況,不知道該怎麼做。」家人不只不能外出,連僅有的娛樂也遭剝奪,只能做家務和看電視打發時間。但Sitara指,電視現時只是播著一式一樣的宗教節目,由穆斯林神學家(Mullah)講道,宣揚「偉大」的伊斯蘭教:「媽媽總跟我說,『我不能再看最喜歡的電視劇了』。」

她又聽當地朋友說塔利班正挨家挨戶搜索,有人推測是要找以往在政府工作的人:「他們也不知該怎麼辦,如果被塔利班發現藏有文件,將會有生命危險。」有朋友嘗試尋找逃亡的方法,卻只是失敗而回。眼看家園危機處處卻束手無策,Sitara和家人只能空盼黎明來臨。

重整心態 靜待歸家時

「我永遠是個阿富汗人,我永遠不能說我是華人。當你喪失自我,不知自己屬於哪裏,才是最壞的感覺。」Sitara看著家園崩壞,自然是無比痛心,但生於斯、長於斯,那份歸屬感是奪不走的。

Sitara坦言,家雖不再似家,但卻沒另一處能比得上。就如她很享受香港的生活,但沒有同種族的朋友、沒有人說她的語言,她只感孤獨。她曾夢想,畢業後回去在商界闖一番事業,報效國家,幫助自己的民族。這夢想仍未磨滅,她仍盼望那日會來臨:

「到有一天,沒有生命危險時,我就會回家。」

沒有女性的街道 

36歲的譚家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服務近九年,到過泰國、緬甸工作。去年八月他被調派到喀布爾,期間一直身處聯合國營地,出外工作時才會目睹市面情況。塔利班入城後,聯合國先後兩次安排撤離,他才有機會離開營地。

原以為塔利班奪權後會帶來腥風血雨,但他在街上沒看到混亂的情況,估計未必是塔利班變得温和:「在新塔利班統治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的公關手段,的確做得不錯。」對外地人而言,塔利班負責維持治安,離開當天,聯合國車隊便是由他們護送到機場。而同事事先已與塔利班溝通,他不感到害怕,更有塔利班成員向他打招呼。

平日約十五分鐘的車程,當日歷時兩小時。經過喀布爾的街道,譚家雄見到最大的分別,是在街上只剩下男性:「女性一定是留在家,不會出外,因為不知會發生何事。」他指當地的女同事,一面倒擔心自己的安危,想找機會離開,現時只能留在家中。但譚家雄指出,這種恐懼大多源於對塔利班固有的觀感,而非她們經歷了甚麼。

譚家雄認為塔利班以往只懂得攻城掠地,仍需時間觀察他們如何統治阿富汗。(受訪者提供)
譚家雄認為塔利班以往只懂得攻城掠地,仍需時間觀察他們如何統治阿富汗。(受訪者提供)

嘗試對話 維護權益

相較20年前,譚家雄指塔利班開始回應公眾關注的議題,例如承諾保障女性受教育權,當地小學及私營大學現時更容許女生上學,但很多女性仍留在家中,衣著亦較以前保守,他估計女性權益比以前差,本地人自然難以適應:「他們過去20年享受了自由,但現在少了的時候,當然會很擔憂。」

譚家雄與組織在九月下旬回到喀布爾,打算跟塔利班對話,了解教育官員的長遠計劃,強調會盡力協商,幫助當地人:「維護阿富汗人民教育的權利,這是我們要做的事。」

大學線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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