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頭盔、護目鏡，一件印有「我哋係社工，守護公義」九隻大字的黑色Ｔ恤，就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總幹事許麗明的最強鎧甲。
2019年9月29日，許麗明穿上那件黑色社工Ｔ恤，走上金鐘道，希望為被捕者提供支援。她身材瘦削，僅高約1.6米，被數個高上至少半個頭的警員包圍，然後在一輪碰撞中被制服。許麗明原被控襲警，去年12月，控方在開審前改控阻差辦公。最終，在現場片段佐證下，許麗明獲判罪名不成立。
由在反修例運動現場提供人道支援，到經歷被捕、審訊，五十過外的許麗明臉上已見倦容，但眼神依舊堅定。無論在示威現場調解衝突，還是在日常捍衛人權，她都堅持成為大時代下的同行者，除了是出於助人的初心，還有同伴的扶持。
記者｜張翠珩 編輯｜何泳薇 攝影｜張翠珩 何泳薇
按下播放鍵，暫停畫面，然後慢鏡回帶——許麗明由被捕至獲判無罪，歷時長達一年三個月：「最辛苦是等待，我甚至向代表律師表示想盡快上庭。」在漫長的候審階段中，她只能反覆觀看當日在金鐘被捕的片段，希望找到能推翻控方證供的畫面。重看被捕過程固然煎熬，但在片中看見同日被捕的示威者遭警方粗暴對待，更使她難受：「真的很心痛，很不想看（那些片段），但還是要看。」
雖然背負控罪在身，但許麗明仍然心繫同日被捕的示威者。2019年9月29日的「全球反極權大遊行」中，包括許麗明在內，共有97人在金鐘和政總一帶被捕。許麗明以外的96人全被控暴動，案件仍在審理階段。雖然被控暴動人數眾多，但與「元朗721事件」、「太子831事件」等日子相比，「929」卻鮮有被人提起。許麗明深知被捕者最害怕被遺忘，故在候審期間和脫罪後都有撰文，希望大眾繼續關注他們的情況。受訪時，她亦不忘再三向記者言：「好像現在你們訪問我，我都會提醒，有些人在當天被捕、被控暴動。」
候審期間，許麗明仍有在示威現場內外進行被捕支援，同時繼續擔起其他人的求助個案。身為社總總幹事，許麗明一直積極處理社工權益案件，例如社工被社福機構無理解雇的情況。去年12月10日，許麗明正式應訊，但翌日便有另一名社工因捲入權益問題而需要上庭。她擔心自己需即時還押，便預先整理好對該社工有用的文件，又安排同事代她陪伴該社工上庭。但她慨嘆即使萬事俱備，始終不及親身在旁輔導該社工的情緒：
「社工的職責是幫人，反過來向別人求助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卻願意求助於我，所以我一定要陪伴他。」
至於許麗明的還押準備呢？應訊前，她有想過獄中書單，但沒有動手準備：「首先處理好其他人的事（個案）吧，自己的事通常都是最遲才處理。」
情緒支援 調解衝突 在強權面前毫不退讓
在煙霧瀰漫的反修例運動中，許麗明有著一個特別的身分——「陣地社工」。陣地社工團隊於2019年6月成立，由來自不同服務類別的社工自發組成，旨在為示威者提供情緒和被捕支援，協助調解衝突，以及監察警權。反修例運動初期，示威者以留守方式示威，許麗明多在俗稱「煲底」的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示威區，為示威者提供情緒支援。示威者親切地叫她「社工姐姐」，有人主動和她分享示威理念；有人傷心時倒在她的懷裡發洩情緒；甚至有人帶上父親，主動介紹許麗明給父親認識，可見示威者對許麗明的信任。
後來，警方及示威者的行動升級，轉為街頭衝突，許麗明也轉移陣地，走上街頭支援。一次，她走上灣仔分域碼頭的防線，當時警民雙方未有衝突。突然，有警員拿出一支如前臂般長的胡椒噴霧，她憂慮警員會隨時驅散示威者，同時擔心此舉會刺激示威者情緒，便勸警員不要噴射胡椒噴霧。面對全副武裝的警察，沒有戴上防具的她毫不退讓，更挺身發聲，難道她當下沒有擔心過會被胡椒噴霧直接噴中嗎？對此，她不疾不徐地言：「我也曾自問，但我真的不太害怕。」
衝突多持續到深夜，許麗明一般不到凌晨三、四點也不會收隊。長夜工作令她難以調節睡眠時間，加上心繫被捕的示威者，即使回家後體力透支，仍輾轉難眠。「發夢」一詞為反修例運動中的常見術語，指代參與示威或警民衝突。回想起當時日夜顛倒的日子，許麗明笑言：「根本沒有機會（真正）發夢吧！」
陣地上的堅持和勇氣 始於深宵外展服務
許麗明能在反修例運動現場支撐至深夜，並以從容不迫的姿態調解衝突，其實源於深宵外展工作的「訓練」：「這類危機介入的工作，本來就是社工的責任。」這也正是許麗明決心束起長髮，走到反修例運動現場，以陣地社工身分調解衝突的初心。
四年前，許麗明於天水圍任深宵外展社工，輔導區內夜青，不時工作至清晨6時，自言作息時間和一般人不同。故顛倒睡眠時間、留在示威現場支援至凌晨，對她而言已非新鮮事。
擔任深宵外展社工時，她需要處理不少調解工作，更曾與黑社會「講數」。當時，她和同事不時從年輕人口中得知區內有機會發生打鬥，一收到消息，他們便立即前往現場，以阻止衝突發生。一次，有年輕人因曠工，令有黑社會背景的上司「大佬」蒙受損失，故年輕人需賠錢給「大佬」。該年輕人沒有錢賠償，也想不到解決辦法，便向許麗明求助。許麗明了解情況後，建議約「大佬」商討。面對高大魁梧的黑社會壯漢，平時梳着一把及腰黑長髮、談吐總是斯斯文文的她坦言當時難免覺得害怕。幸好，在同事和該年輕人的母親陪同下，他們和「大佬」討論出解決辦法，化解危機：
「不要想像我是社工，便可以隨心所欲。最重要還是背後的支援團隊。」
社運調解之路崎嶇不平 幸有同伴並肩前行
穿上陣地社工T恤，背起大背囊，駕輕就熟地在衝突現場穿梭、調解，也許是旁人對許麗明的第一印象。但許麗明的社運調解之路並不平坦，幸好有社工同伴在街頭上與她並肩同行。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時任沙頭角中心小學駐校社工的許麗明在佔領現場支援，協助調解路人和佔領者之間的衝突。校方疑因受到政治壓力，要求她辭職。事件亦令許麗明受其他老師排擠，他們即使知道有學生需要求助，也沒有通知許麗明。面對工作環境的壓力，加上無法協助學生，許麗明飽受失眠困擾，「甚麼事都做不到」。後來，許麗明尋求精神科醫生協助，確診患上輕度抑鬱症，需依靠藥物改善失眠。幸好身為社工的她深明情緒健康的重要，及早求診，故心理問題並沒對她造成太大困擾：「接受治療是為了預防，而不是待我完全崩潰才去做。」
時隔五年，許麗明再次走上社運現場。她由民陣發起的第一次「反修例遊行」起，便留意事態發展，有感是次社運一定是「大鑊嘢」，擔心抑鬱症會復發，故在2019年6月11日，即修例二讀辯論的前一天覆診。對她而言，雖然醫生處方的藥物有助紓緩她的情緒，但最有效的強心針莫過於身邊人的陪伴。
許麗明在陣地社工團隊中比較年長，自知體力不如一眾年輕社工：「（我）都跑不到啦！如何跑？」然而，社工同伴相當體諒她。當警方施放催淚彈，同伴會拖著行動較慢的許麗明，以防走散；當許麗明在水炮車前激動得雙手顫抖，同伴便雙手搭著她的肩膊，讓她冷靜下來；凌晨收隊後，同伴也會著她一路上要報平安，又言「你（許麗明）未回到家，我不會睡覺」。簡單一句話，讓曾經在學校受同事排擠的許麗明知道自己不再獨行：
「同路人很重要。」
使她感到溫暖的，還有陌生人的鼓勵。被控襲警後，許麗明被支持政府的人「起底」，她的電話號碼、出生日期、甚至母親的姓名都被公開。此舉沒有對許麗明造成滋擾，反而有人自稱「高登仔」（「高登討論區」的網民），特意透過WhatsApp傳訊息鼓勵她。她不認識該「高登仔」，故只是客氣道謝，沒有再和對方交流，但仍感激對方的心意。
擔心觸及國安法紅線 惟在恐懼砥礪前行
許麗明在社運面對的，多是可預計的危險和壓力；如今街頭示威幾乎絕跡，她卻要面對《港區國安法》紅線相對模糊、刑責更加嚴重的無形威脅。
今年一月，社總聯同醫護界、傳媒界、教育界及公務員界開始合辦一連串「威權下的專業自主」論壇，邀請各界嘉賓分享如何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保持專業操守。曾因雨傘運動在校園受盡欺壓，後更因反修例運動幾乎身陷囹圄，許麗明又有否憂慮，執行社會工作會觸犯國安法呢？
對此，許麗明認為自己只是在做社工應做的事，不覺有觸犯國安法，但承認有感憂慮。許麗明眼見出身社福界的李芝融只為改善民生，參與民主派「35+初選」，卻突然背上「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加上自己曾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捕，她認為目前社會環境下人人自危：「也不知道怎樣才算前（前線），怎樣才算後（後援）。」
路途愈見險峻，許麗明卻無停下之意：
「現在我們已經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任何一個存在於這個社會的人都已經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否可以擔心這麼多呢？是否這樣就不生活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