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鈺成快步走進會議室，身穿一身筆直的中山裝，黑色身影只有頭上幾條白髮對比，與他身後鮮豔的橙色牆壁格格不入。他坐下，把智能手機反面放在桌上，還不忘準確地調整擺放的角度，手機殼也是黑色皮革，沒有一絲花巧，令人想起他曾經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數學家。
數學家做不成，反而搞上政治，在政壇縱橫廿載，年屆七十從未言休，卸下立法會主席一職後仍不時在報章、電視上出現。數學講求規律，他卻說自己比較放任，連想法都與中央不盡一致。或許正因如此，他雖然多次表示有意出選行政長官，最後還是失去了機會。
記者│余茵娜 編輯│蔡可人 攝影│艾博瑜
與中央想法有時不一致
年輕時在傳統左派學校任教，到1992年創立民建聯，曾鈺成可算是「老左派」，不過在今年特首選舉裏，仍不獲祝福，他在以往的訪問中提到，曾向中央表示，如果沒有人「出來」，他就會參選，中央的回覆卻是不支持。雖然未有說明原因，但曾鈺成坦言，中央希望行政長官在政治問題上與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他卻與部分中央官員在一國兩制或香港管治問題上的想法有距離，他更不諱言：「一國兩制要成功，一定要有強而有力的反對派陣營。」他估計這是不被中央接納的原因。
從23條立法、國民教育、831框架，反對派均有阻撓，使這些政策無法實行，有些中央官員認為反對派「搞搞震」，必須予以打擊。然而，曾鈺成深知港人對中央沒有充分信心，在這些「緊要關頭」，涉及到香港人擔心的事情，就正正需要反對派發揮制衡作用。
「中央做每件事都是為了香港好，但畢竟大家有很多價值觀不同，100件事可能有一兩件是我們不想見到的，而建制派（因為相信中央一定為港人好）未必反對，唯有靠反對派頂住，令香港人不致失去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曾鈺成舉反國教事件為例，作為建制派，他並不覺得國民教育有問題，但明白有些市民有顧慮，若不是反對派反對，政府便可能已通過國民教育。
在外界看來，曾鈺成對泛民包容程度高，尤其在擔任立法會主席八年期間，更有指他與泛民「走得近」。一聽到這個詞，他立即皺起眉頭，神情嚴肅地反問：「甚麼叫做走得近？和長毛去旅行算不算？」兩次選立法會主席，泛民完全沒有投票給他，他反問「這叫走得近嗎？」他認為這些說法有誤導，他不會支持反對派，但一國兩制要順利執行，需要容許反對派的存在。
曾鈺成在多個訪問中都提到自己大半生隨遇而安。但多年擁護中央，最後卻連選特首的閘口都未能到，難道不是個挫折？曾鈺成聽罷立刻挺直腰板否認：「不是！我很開心，這是事實。」他自認理性，有阿 Q 精神，正如他在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卻因到左校教書而當不成數學家：「這樣挺好，至少我可以哄自己，如果做了數學家，也許是本世紀的愛因斯坦。」他表示，也許往後仍有人會說「如果當年是你做（行政長官）會更好」，不然做了之後才被批評，「很慘的」。
愛嬉笑怒罵 自認從小放任
曾鈺成說得瀟灑，但特首選戰期間，他的專欄又是謎題、又是數字遊戲，若不是耿耿於懷，會如此上心嗎？聽到這裏，曾鈺成抿著嘴笑說，有人說他「恨做」特首，又有人說他妒忌梁振英，對於這些評論他一笑置之，反問記者：「你覺得（文章）好睇嗎？（記者點頭）寫文章最緊要好睇。」他說自己是言之有物，不是「生安白造」誣衊他人，以嬉笑怒罵的心態面對嚴肅、沈悶的政治議題：「有些人一開口就說教，沒意思。」
嬉笑怒罵的心態、放任的性格，也許要從他就讀聖保羅書院說起，曾鈺成憶述求學時期做過的事：上課時吃米通，故意發出「索索聲」引老師注意；同學打瞌睡，就把他的書包一個同學接一個的傳出門外；身為風紀卻在課堂上打撲克牌、吃波板糖。如果這些發生在今日的學校，他大概已經被記下許多大過，但他直言，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風比較自由，即使犯錯，校長都只是叫他向老師道歉，沒有甚麼嚴重後果。
這些教育造就了今日的曾鈺成。他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本想到美國進修，因當時美國政局不穩，因緣際會下進入了親中背景的培僑中學執教鞭，從此告別研究數學之路。培僑中學比較嚴格、講規矩，他放任慣了難免有點出格，令一些老師側目，例如他不處罰欠交功課的學生、又以100元一題鼓勵學生做數學題，說起這些教學點滴，他也不禁竊笑。
活到古稀之年，曾鈺成表示，他一生做事有兩個準則，一是他認為好的事，二是他享受的事，無論是老師、校長、議員、或立法會主席，全都是以這兩個原則出發。至於特首，他指這個職位當然是好事，亦不會承認自己一定做不好，但畢竟年屆七旬，不論精力還是學習能力都有限，要做好確會十分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