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領袖 不認中國人
六四即將踏入第廿六個年頭，香港回歸亦將十八年。近年本土思潮興起，有人質疑港人是否還要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悼念六四。今年三月，各大學學生會相繼換屆。新一屆浸會大學學生會於參選時，率先表明今年不會出席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引起社會極大迴響。新一屆香港大學學生會亦表示要拋棄「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不願把香港民主進程與中國扣連。
浸會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張崑陽自初中起參與六四晚會，兩年前，首次有自稱「本土派」人士呼籲杯葛燭光晚會，他便開始反思跟隨支聯會高呼「建設民主中國」的意義。這句口號的背後理念是香港民主建基於中國民主。但他不相信香港的民主前途一定要靠中國。而且，他又認為六四晚會的意義在於悼念死難者，叫「建設民主中國」並不合理。這句口號，源於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他認為現時大多年輕人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沒有中國人的身份，故沒有責任去高呼這句口號。
張崑陽就讀中國研究一年級，他形容自己似「陳雲」，讀中國研究源於喜歡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道德文化，如道家、儒家思想，而非喜歡中國。從現時中國的國民素質可見，道德文化已名存實亡。他舉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為例，認為孫中山是忠於中國的價值和文化，而不是忠於清朝。
就讀文學院二年級、新一屆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自小對中國抱負面印象。他回鄉探親時覺得街道骯髒，中國人沒禮貌、不守規矩。長大後聽父母談六四，更對中共政權感憤怒，不齒其射殺知識分子與人民的行為。黑心食品、貪污受賄等種種社會問題，亦加深他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各種文化差異讓他從小就覺得自己和「中國人」不一樣。
與此同時，雨傘運動亦催化了其「香港人」的身份意識。他指，雨傘運動未發生前，過往抗爭手段為唱歌、遊行、靜坐等，參與門檻較低。但當參與雨傘運動要「戴頭盔」（即會有受傷風險），參與門檻和成本都高了很多，參與者會開始問自己：「值得為這個地方而犧牲嗎﹖」他在運動期間反思，認定自己屬於香港，值得為她作出犧牲。在他領導下的新一屆港大學生會，秉承上屆「港人優先」的學生會理念。
爭取中國民主 與台灣無異
雖然有部份大學學生會開始質疑「建設民主中國」的方向，但新一屆中文大學學生會依然認同「建設民主中國」、支持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會長王澄烽表示，爭取中國民主非因對中國有情，而是考慮到現實地緣政治影響。他指出，中國透過經濟、文化、甚或在背後操縱香港的政權，影響香港民主路程，故不能忽視中國因素。他又指出，台灣和中國因鄰近香港，會影響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故所有對香港有影響的鄰近地方，他也樂見她們有民主。
中大學生會表明會出席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他們認為「六四是一件香港人的事」。外務副會長郭翠瑩表示，六四以後，香港人不再滿足於「馬照跑、舞照跳」，而會關心民主進程。香港人共同在電視機前目睹六四的時刻，漸漸思考及建構港人身分。故她認為六四並不代表大中華情意結，反而是一件香港人的事。
兩代人看香港民主
香港民主派於一九八四年提出民主回歸，至今三十年，香港仍未有真普選。去年國務院公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及人大八三一決定，亦令香港民主路寸步難行。對此，有不少年輕人對「一國兩制」不存希望，認為是「同床異夢」。
浸大的張崑陽認為，「一國」已經凌駕「兩制」，香港的自主權源於中國授權，而港大的馮敬恩又引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做相同的事但期望不同的結果。」故他們對港獨、城邦論等本土論述持開放態度，欲跳出一國兩制框架，尋求新的出路。
二零零零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張韻琪認為，爭取民主要「深耕細作，慢慢發酵」。她解釋，年輕人辦學生會，多重理想，忽略現實限制。
蔡耀昌也說：「民主回歸未成功，但不是已經失敗。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並非毫無寸進。」
當年支持民主回歸的葉建源，見證著香港與中國的三十年變遷。對於人大八三一及白皮書的頒布，葉坦言從未想像過，但指當時沒有人能掌握香港前途。眼見中港矛盾日漸升溫，他慨嘆以前港人能接納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如今卻形容內地人為「蝗蟲」，這種心態危害到港人的核心價值。對於香港民主前途，他認為港人要正視問題，非與深圳河以北劃清界線。因香港難以抵抗北京，即使追求本土，亦非「一種割裂、自保、排外的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