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大眼仔（化名）和媽媽提早一個半小時來到觀塘法院，等待最後一次庭審。陪同上庭的社工一路緊緊搭着被告大眼仔的肩膀。大眼仔患有自閉症和中度智力障礙，與人溝通時，只能以簡單詞語回答。在陌生的法庭環境裏，他顯得侷促不安，一直低頭，依偎著身旁的社工。
他被指在街上跟蹤女子，以遊蕩罪被捕，經歷錄口供、上庭，加上精神科醫生證實他沒任何暴力傾向——六個月後，律政司撤銷控罪，大眼仔獲當庭釋放，讓社工、媽媽和大眼仔都鬆一口氣。
大眼仔在特殊需要的被捕人士中，已是較為幸運——他們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簡稱MIP），難以和別人溝通，理解能力亦有限，不少人是自閉症和智力障礙患者。反修例風波中，也有不少MIP被捕，引來社會關注。陷入訴訟時，他們難以招架接踵而來的作供、審訊，加上執法和司法部門普遍不熟悉如何處理MIP案件，令審訊過程荊棘滿途。
記者｜鄭智霖 編輯｜林詩雅 攝影｜林詩雅
24歲的大眼仔被指在2021年5月的上班途中，尾隨街上一名女途人，事主報案後，警方以遊蕩罪拘捕大眼仔。媽媽張女士指，兒子在觀塘的庇護工場工作五年，每天經同一條路上班，礙於原本道路有工程，才繞道而行：「有女仔指他跟著自己，由3月到5月報了五次警，第五次說被（大眼仔）撞到膊頭，但是那條路很窄，又多人經過」。張女士解釋，大眼仔偏離原來路線後迷路，才會尾隨他人：「除非母親認識的、或親人，（否則）他從來不會主動理會陌生人。」
執法過程錯漏百出 「合適成人」感茫然
兒子平日跟人溝通，多數以簡單字詞對答，在他被捕後，張女士最擔心的是他不懂表達。她憶述兒子在警署錄口供時神態緊張，只是重複回答「沒有」。政府規定，如果MIP被捕，錄口供時必須由至少一名「合適成人」陪伴，此人可以是親人、監護人或社工，在旁協助他們作供。
張女士和社工作為「合適成人」陪同大眼仔在側，但她指自己不懂法律、不敢插口，社工又沉默地坐在一旁。其後，她在口供紙上竟發現「我唔識講，你幫我抄」的句子，她大感困惑：「兒子不可能回答完整句子」，懷疑口供所載不是他親口說出。但在警方要求下，她唯有簽署口供紙，其後回想，她也懊惱自己過於疏忽。
不少MIP無法自行完成錄口供的程序，這個程序卻影響日後審訊——可是，即使有合適成人陪同，警察也可能處理不當。
立法會前議員張超雄指，應對MIP的執法程序特殊，對警察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他們各有不同需要，有些專注力低、有些需定時服藥、甚至或無法說話，同時，必須等到「合適成人」出現，才可以開始錄口供。他認為警察的升遷制度看重破案率，遇到MIP這種無法配合他們破案的被告，「要做這麼多事情，又讓他們的『成績表』沒有那麼好」，令他們處理案件時態度隨便。
過往也發生過警察處理不當的事件——於2015年，警方曾在大圍美林邨拘捕一名中度智障及自閉症男子，警方一度落案控告其誤殺一名正在遛狗的同邨老翁。監警會事後證實有警員誘導被告作答，捏造口供，已經對涉事警員作出紀律處分。
被告的兄長歐威豪接受本刊訪問時憶述，當時他作為「合適成人」陪同作供，但弟弟在他仍未到達前，已開始獨自作供。他到達警署後，警方要求他在口供記錄上簽署。歐威豪表示，從口供記錄中看到弟弟對答如流，令他感到奇怪。不過，他在口供紙上補寫一句「這些不像是我弟弟會說的」後便簽了字。
雖然後來警方翻查被告居住之院舍的閉路電視，發現他有不在場證據，將他釋放，但當歐威豪回看當時錄口供的片段，發現警方在錄口供的過程中，確實以引導的方式誘騙弟弟作答，隨即向監警會投訴。
警方經內部調查後，發現事件屬實，在深夜公開道歉。
香港未設立中介人制度
雖然「合適成人」機制已運作多年，但歐威豪對「合適」的定義仍感困惑，亦為當初自己在口供紙上簽字耿耿於懷：「我以為我『合適』，但實際上我對法律……字就看得懂，但是get（明白）不到」。當初以為是配合警方而簽字，豈料這等於確定口供屬實，自覺讓弟弟一時蒙上不白之冤。因此，他期望「合適成人」由具備法律基本知識、懂得與MIP相處的人擔當，並不單單是與MIP相熟的人。
歐威豪這種看法，較接近外國的中介人（Interpreter），他們能夠專業地協助MIP在司法程序中表達意願和想法。
大律師黃纓淇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心理學，亦時有觀察外國對待MIP被告的司法機制，她解釋，錄口供之外，中介人更負責向法庭傳達與解釋MIP的說話，及協助他們理解繁複的司法程序，奈何角色在香港並不存在，對MIP不甚了解的辯護律師又無法代理這角色：「一般情況向被告解釋所有程序，可能需要5分鐘；然而MIP被告可能需要1至2小時。」
她處理過多宗MIP被告的案件，即便經驗豐富，她也試過用了足足二十分鐘，才和一名MIP被告解釋清楚自己是他的辯護律師，可見經驗和耐性必不可少。
MIP難表達 律師輕率勸認罪
案件開初，當大眼仔母子與法援署派來的當值律師會面時，律師曾向他們稱：「認罪很小事」；又指若MIP被告認罪，他們可以精神疾病為由免去刑責，最嚴重的後果只是「入院令」。
張女士質疑，兒子不能表達自己、案情亦未明：「點解要他認罪？」加上兒子多年未曾離開自己，若法庭判處「入院令」，兒子要被關進精神病醫院，歸家無期，對當值律師的建議感到極為不安。約一星期後，張女士從特殊學校老師得悉，可透過張超雄轉介案件至黃纓淇，在黃協助下，他們向私家醫院醫生索取精神科報告，證明大眼仔不宜上庭答辯、過往也沒有不良紀錄，成功游說律政司撤銷控罪。
黃纓淇指，家屬起初認為「律師、法庭一定懂得如何處理」，但處理MIP案件時，辯護律師要準備一系列文件，如《殘疾證》、融合教育成績表、過往的評估和醫療報告等；在審訊期間，至少索取兩份精神科醫生的報告，向法庭說明被告狀況；更要懂得判斷被告是否適合答辯，當被告沒有能力答辯的話，則無須負上刑責，不過法官可考慮幾種方案，幫助被告改過自新、重回正軌，而「入院令」是其中一個方案。
她慨歎，不少律師未清楚了解被告的病情和案情前，便輕率地說出「判處『入院令』已經好好，算你『執到』（幸運）。」
一些法官律師不懂處理MIP案件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如果MIP不適宜上庭答辯，以及有不良紀錄、或判斷他有傷害他人的傾向，「監管和治療令」、「監護令」、「入院令」都是法庭可考慮的方案。當中最為嚴重的，正正是「入院令」。
然而，根據精神科醫生報告，大眼仔除自閉症和智力障礙外，「過去沒有不正常狀態和行為問題；沒有抑鬱和精神障礙」；另外，他一直維持規律的生活、接受社工恆常輔導：因此「不需法律要求的監管和強制措施，維持良好紀律」。
黃纓淇指，基於報告，上述三種方案均不適合大眼仔這類被告：
「常有人士受自閉症及智力障礙的影響，導致他們做了一些出於善意，或因誤解而不知道是惡意的行為，其實他們經此一役已不敢再做。」
她無奈稱，當MIP淪為犯罪嫌疑人：「大家（警察、律政司）會覺得不可以『益咗佢』、怎樣都要他承受些後果』。」
由作供到判刑，特殊需要被告面對的司法程序，比一般被告複雜，更甚，有法官不懂處理這些情況：
「聽過有法官親口指自己『從來沒有處理過，我不懂做，需要控辯雙方的律師協助』，更離譜的是控方指無法協助。
就有意見認為律師及法官對有MIP被告認識不足，本刊曾向司法機構查詢，司法機構回覆指，法庭會按照每一位MIP的情況，獨立審理案件。
社會標籤兼教育不足 加深誤解
黃纓淇認為污名化是忽略MIP權利的主因，大眾對持有《殘疾證》的MIP人士有偏見，例如「白卡仔」（持有《殘疾證》之人士的代稱）成了嘲笑的用語，亦將他們和「胡亂說話」、「有暴力傾向」等標籤掛鈎，認定做出這種行為的人必定「有事」。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張天目接受訪問時指，本地與MIP有關的法律教育不足，以致法官、律師皆不熟悉MIP的情況。香港現時只有她和一名外國的博士生從事相關範疇的研究，而整個法律教育體制也甚少兼及「精神健康法律」一環，目前只有她開辦的碩士課程有所兼及，正研究於未來把課程擴展至本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