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已持續一段時間，脫下頭盔、面罩，示威者亦是平凡打工仔，需要打工餬口。有前線抗爭者原本有穩定收入，卻在運動中遭即時解僱，積蓄一度見底，要靠朋友請吃飯過活。有網上平台協助被解僱和財困的示威者，配對良心僱主，讓他們在抗爭中維持生計。
記者│梁家正 王灝文 編輯│趙婉晴 攝影│梁家正 趙婉晴
28歲的阿傑（化名）是反修例運動中的「勇武」示威者，以往三年任全職跟車送貨員，他在參與運動前，完全沒有請過病假和事假，每月二千元的勤工獎未曾落空，卻在八月底收到人事部電話，以無通知期、一個月代通知金的條件立即解僱，沒有交代原因，亦沒有機會與上司交涉。公司雖沒提供解僱理由，但他大概猜到原因。
公司有貨倉在內地，老闆政治立場不支持示威者。阿傑在七月底被捕，被扣留警署超過30小時，因而無法上班，期間無法與外界聯絡，獲釋後發現上司曾致電他24次。他解釋時沒有提及自己被捕，而是以身體不適為由搪塞，但人間蒸發兩天，上司、同事又曾在直播見到他在前線的身影，他自知形跡可疑。加上六至八月間，他因為參與罷工，或是警棍、胡椒彈等造成的傷勢令他無法上班，告假的日數已超可預支的年假兩天，他曾在示威現場受傷，工作間出現胸口疼痛和呼吸不順，八月中旬在有醫生紙證明下，放了七天病假，八月底就遭到即時解僱。
突然被炒 生活捉襟見肘
「被開除後，我當晚就馬上出去抗爭，現在反而有更多時間投入運動。」
但被解僱當天，他的銀行結餘只剩下不足30元。他和姐姐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姐姐負責公屋租金和水電煤等雜費，他除了給家用，更要獨力承擔家裏債務。兩年前他母親患乳癌，他先後向財務公司借貸支付手術費用和購買標靶藥，他形容「還了又借，借了又還」，直至現在仍須每月向貸款公司還款四千元，還要一年才還清。家人知道他被解僱後著他盡快找份工作，但為了參與運動他沒有找全職工作，而是透過朋友介紹做散工，不過工作的日數並不穩定，一個月的收入由本來的一萬四千大幅縮減至三千多元，唯有把萬多的代通知金全用來還債。
參與運動亦所費不菲，示威者不時要更換裝備，單是較高性能的濾罐就需要近千元一組。他更會照顧新晉勇武示威者，替他們安排交通、糧食甚至是避難時的賓館，九月的運動他已花費逾六千元。雖得有心人資助，但生活仍相當拮据，他的頭盔損毀仍未有更換，要重用已滿是催淚氣味的臉罩濾罐，也會盡量找義載車送至示威地點，減低交通費。他曾經窮得要四處靠朋友接濟，找即日現付薪水的工作，賺夠錢就外出示威。儘管生活捉襟見肘，他仍把「抗爭」看得比工作重要：「工作沒有了可以再找，但這個家沒有了，便再也找不回來。」
「良心僱主」不問背景經驗
社交網絡平台Telegram上有一個名為「『我要返工』良心平台」的群組，由僱主提供工作機會，協助被解僱或遇上經濟困難的示威者維持生計。阿輝（化名）見到這個平台，便毫不猶豫登記為「良心僱主」。他從事影音業界的「蛇頭」，接影音公司的外判工作，聘用散工在活動中裝嵌和操作影音器材。他知道好些年輕示威者三餐不繼，甚至與家人關係撕裂，有家歸不得，認為「與其直接給他們錢，他們可以來貢獻一下」。他的團隊有20人，當中有五個都是經平台聘請。
經平台轉介的求職者都是示威者，阿輝只問對方是否有力氣搬運器材，交換聯絡電話，就立即錄用，當中有毫無工作經驗的，亦有在運動中的被捕人士，其中一位背景較複雜，阿輝認識他，聽聞過他曾在影音業界有多於一次的不誠實行為，阿輝笑言：「他不是『手足』的話我不會僱用他！」眼見示威者大多朝不保夕，他一改平日「月結」的規定，完成工作後即日或數日內發薪金，未收到顧客的錢他亦會先自行墊支，少經驗甚至零經驗的「手足」亦會給予薪金較高的「熟手價」。
他接觸的影音業界人士大多政治立場傾向「黃」，但他們很多時候都需要為「紅底」公司或企業做舞台影音的工作，今年以慶祝70週年國慶的活動尤多。這類活動酬勞通常較高，例如搭建LED牆的散工費用可報雙倍的價錢。他接工作前通常不問活動主題，到場見到前排一列沙發和小茶几才知道是招呼領導的活動，為了顧及「手足」生活，儘管他和員工都受不了抑揚頓挫的演講和紅歌，亦不會因政治理由拒絕工作：「我不做都一定有人做」，他在工作期間絕對不透露自己的政治取向，更不會讓人知道有聘用示威者。
僱主示威者間的橋樑
阿銘（化名）有朋友在728上環衝突中被控暴動，他們被拘留期間被迫無故曠工兩天，很可能飯碗不保，加上保釋條件嚴苛，例如宵禁、頻到警署報到，僱主未必能配合。阿銘因而在7月31日成立工作配對的「『我要返工』良心平台」，幫助被控嚴重罪行的人士維持生計，其後亦推及至經濟困難的示威者：
「有年輕人連十一元的烏龍茶都買不起，因為要省錢購買裝備，又有不少銀行户口是無法（透過櫃員機）提款，因為存款只剩雙位數，很多這些情況」。
截至十月，阿銘和其他平台管理員在三個月間接觸過約五六百名示威者，共有六百名僱主登記提供職位。阿銘說他們以Telegram作平台，示威者和僱主都可以匿名尋求或提供支援，不用擔心被「篤灰」，示威者對他們戒心較低，僱主亦不會因公司名字被公開而受針對。他們沒有足夠人手確認每位僱主的政治背景，但會提醒僱員和僱主不要談起示威的經歷，如示威者對僱主有懷疑，平台會向該僱主查證，這類懷疑個案只有約五宗，都是誤會一場。
不過平台亦有限制，平台提供的工作空缺以行政、客戶服務和餐飲為多，長、散工各半，當中以散工最受歡迎，除了一般打工仔，大量學生只能趁放學或假日賺錢，所以競爭激烈，不保證能在平台上找到工作，而且提供的職位未必有足夠彈性，例如餐飲業週末亦要營業，遊行集會又集中在星期六日，前線示威者就未必能配合。
示威者阿傑被解僱後亦曾在平台找散工，不過並不成功。阿銘在九月底曾在群組內辦投票，過400名示威者回覆，當中不足一成找到工作，過三成找不到合適工作，其餘過半數的人仍在求職或未有心情上班。他又說，曾有一些因政見、被捕而被解僱的航空界人士和教師接觸他，但平台職位的範疇有限，大多是低學歷和低技術的工作，專業人士只能無功而回，或接受收入較以往低的工作。
阿銘原本任職社工，合約在八月底結束後專心營運平台，另外有八名朋友義務幫忙，當中有兩位亦暫時無業。他說被控罪的示威者要一兩年才可能完成審訊，平台有長遠需要，但他們不可能一直全職經營平台。有人建議把平台發展為中介公司，良心僱主阿輝提及，期望平台可以擴大規模，促進「黃色經濟圈」，讓「黃」的人力資源流給「黃」的公司。不過阿銘傾向保持非牟利民間團體的單純：「前線手足面對的是十元廿元都沒有，（若）我們還從中賺自己的薪金，為自己尋求一條出路，其實很『人血饅頭』。」他說目前平台亦只有順應時局「見步行步」。
吳敏兒：用錢就可以解僱員工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認為，上述的平台以民間自救的方式，解決被解僱人士的燃眉之急，值得肯定。她說香港紅色資本滲透嚴重，令幾乎各行各業出現白色恐怖，但對長遠發展黃色經濟抗衡，她予以保留。她認為回歸法律，令勞工不用考慮政見去求職和工作是更好做法。
有機構僱員因曾公開表達政見而遭解僱，例如國泰繼解僱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後，又陸續有空中服務員因網上言論被炒。現行法例未有保障僱員的政治表達權利，平機會回覆時指，《反歧視條例》並沒有涵蓋因參與社會運動而被解僱的情況，僱主不但能以政治原因解僱員工，吳敏兒說解僱更可以是沒有原因，香港法例焦點放在補償金上，換言之「公司只要出錢就可以除掉看不順眼的員工」。
《僱傭條例》只提出五種違法的解僱情況，當中不包括因被捕和保釋條件不便而影響工作的人士，即使僱員以身體不適為由告假，而僱主在有薪病假期間解僱員工屬違法，僱主亦可以在病假後即時無原因解僱員工。吳敏兒說勞工被放在法律上一個不利的位置，她認為香港應參考外國，設立《不公平解僱法》，要求僱主必須提供正當合法理由才可解僱僱員，並把「不因政治立場或傾向被歧視」納入《反歧視條例》，才能保障勞工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