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區一棟舊式洋樓內，年約七旬的陳伯伯獨居於約400呎的兩房單位。本應寬闊的空間卻被雜物堆滿，舊衣服、破紙皮、泛黃的報紙凌亂地散落在地上和床上，兩間臥室被幾座一米多高的「雜物山」堆滿，幾乎難以下腳。整間屋只有近門口處留有尚可容身的單人床，床邊放著一張小圓凳，代替被衣物掩蓋的桌子，凳上放著伯伯喝剩的半瓶礦泉水。
囤積問題在香港不算罕見，傳媒時常報道露宿者囤積大量垃圾霸街，或鄰舍投訴「垃圾屋」影響生活，卻鮮有關注囤積人士的心理需要。一些民間組織相繼成立，幫助囤積人士整理物品，改善生活。「建祝義工隊」於2015年成立，至今累積處理超過300個囤積個案；救世軍「“掃”心事」囤積行為人士社區支援計劃於2021年推行，至今收到超過150宗服務申請——在囤積表象下，囤物者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需要的究竟是甚麼？
記者｜羅杏兒 編輯｜龍揚 攝影｜龍揚
陳伯伯（化名）有家族遺傳精神病史，早年確診思覺失調，常產生幻覺，對著鏡子自言自語，目前每月定時到醫院覆診、打針。伯伯原與家人同住，自父母及大哥相繼離世，二哥搬進老人院後，便剩下他一人。陳伯伯百無聊賴，每天都會去附近的長者中心參加活動打發時間，結識了中心社工黃姑娘。相識近兩年，黃姑娘卻在今年7月上門幫伯伯處理家居漏水問題時，才發現他的囤積問題。
七旬老翁囤積家人生前物
陳伯伯的單位內，家人們生前的舊物散落床上，單位內隨處可見一家人以往的生活痕跡。用來墊桌子的舊報紙掉落一半在床頭，存放針線的餅乾盒子大開著，和三把破舊的風扇一起，淹沒在雜亂的衣服堆裡。最上面還擺著一張因泛黃而看不清人臉的家庭照片。黃姑娘認為伯伯的精神疾病讓他無法分辨物品的價值，不知道哪些要留下、哪些要捨棄，才造成囤積問題出現，無價值的廢棄紙盒和舊報紙等也堆積在一起。「他以前太依賴家人了，所以當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不知道怎樣處理。」
後來，黃姑娘輾轉找到「建祝義工隊」幫忙。建祝義工隊為香港專門幫助囤積人士整理家居的一間民間組織，並有著成熟的二手傢私免費轉贈項目。當時陳伯伯家裡廁所漏水，浸濕了屋內的囤積物品，老鼠、蟑螂亂竄，義工隊整整花了八小時才把單位整理乾淨。
「他視我好像媽媽一樣。」兩年來的接觸讓伯伯對黃姑娘十分信任，有黃姑娘陪伴，伯伯平靜地看著義工們打掃家裡，看著家人的舊物被整理清除。為避免伯伯無法處理太多物品而再次囤積，義工們將所有雜物都清理乾淨，只留下他的生活必需品，並換上了免費的二手家具。
一個半月後，本刊記者隨黃姑娘與義工隊家訪陳伯伯。家裡沒有了堆積如山的雜物，顯得空曠，房間正中仍擺著兩瓶只剩下小半的漂白水和洗滌劑。陳伯伯看到黃姑娘，立刻笑容滿面，拿出上次義工隊送來的木凳子，請黃姑娘坐。他聽著黃姑娘絮叨自己，怎麼還不把凳子的膠條撕掉。不一會兒踱步到房間，從抽屜中拿出正在吃的精神科藥物和覆診紙，又從紅白藍膠袋中取出新買的衣物，像小孩般展示給黃姑娘看，姑娘叮囑伯伯：「衣服太破了就別要。」「好，好。」陳伯伯臉上帶笑，把衣服收回袋子裡。
單身中年女士欲囤「安全感」
除了義工組織，坊間的專業收納公司MCM也曾由社工轉介，幫助處理囤積個案。整理收納師Shirley曾處理囤積人士家人的求助個案。40多歲的單身張女士（化名）患有恐懼症，對很多未有威脅性的事情產生害怕心理。她原在小學負責校務工作，後來因病情影響，無法繼續上班。恐懼症患者缺乏安全感，而失業獨居的張女士獲取安全感的方法，是不停購物：她拿著各個專櫃的會員卡，每月到專櫃領取化妝品樣本，光是樣本就塞滿了一個中型紙皮箱，加上其他新購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漸漸填滿家居，連踏出家門時，也只能把門微微打開至一條小縫隙的空間，再側身走出去。
對囤積人士而言，最難是作出「丟東西」的決定。相比上門的整理師，他們更願意相信囤積物品所得來的安全感。為讓張女士卸下戒心，正式整理前，Shirley曾與社工上門家訪。她還記得，張女士的家裏有一部電子琴，第一次上門探訪時，琴上用來遮擋灰塵的花布被雜物遮蓋，琴的四周也被堆起的衣服和購物袋包圍，人都難以走近，更別說彈奏了。整理過後，張女士重見電子琴時笑得開懷：「我現在終於可以彈琴，七、八年沒有看到它了。」Shirley說張女士的家人以前曾幫忙整理家居，但一段時間過後，還是會打回原形。她坦言今次只是一次嘗試，之後會定期跟進，希望能讓張女士停止囤積。
囤積行為不等於囤積症
2013年起，囤積症被美國精神醫學會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囤積症被定義為「無論物件實際價值如何，始終難以丟棄或放棄財產」。患者對於捨棄物品感到痛苦，囤積的物品使生活空間擁擠且混亂。精神科醫生王駿濱指出，上述的七旬老翁、中年單身女士個案，是因其精神疾病導致有「囤積行為」，並非患有醫學上定義的「囤積症」。儘管義工和整理師們幫助他們把屋子整理乾淨，但解決精神疾病才能「治本」，從源頭上解決囤積行為。
王駿濱解釋，醫學上定義的囤積症多數是由家族遺傳，患者先天遺傳了家人囤積問題，後天在遇到極端壓力情況，如創傷、壓力、或身份轉變帶來不適時，先天和後天因素會共同引發囤積症。治療囤積症分為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服藥調理腦分泌的同時輔以心理輔導、認知行為治療等。
囤積是遮蓋傷口的膠布
無論是囤積行為還是囤積症，其實都反映了囤積人士的內在需要。
救世軍「“掃”心事」計劃主任、社工王肇言（阿言）形容，囤積的物品是人們遮蓋傷口的膠布。他接觸過的囤積個案中，有些是受原生家庭影響，家族有強迫症病史；有些則是經歷了意外或身處低谷，如家人離世、退休，引致擔憂、不安、孤獨等情緒。阿言強調，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事件，每個人都會有這些情緒，只是有些人無法跨過困難和痛苦，選擇了錯誤的方法——囤積——來應對，當他找不到新方法代替囤積，就只能繼續囤積，情況愈趨嚴重至影響生活。
「所以不應該只關心他為何囤積，而是他為何不會制止囤積。這背後可以有很多原因引致，可能是孤獨感，可能是創傷，而我們都會統稱那些狀況為『內在需要』。」
處理傷口，光靠撕開膠布還不足夠。阿言分享，起初他們幫助囤積人士的方法只是清走其家中物件，卻發現房子往往在三至四星期後便打回原形。「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只是幫他處理了一些我們認為困擾他們的問題，但他們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處理到。」
重建囤積人士與社區的關係
阿言指出，「“掃”心事」了解個案的囤積情況及故事後，會嘗試幫助他們理解自己的狀態，若他們願意處理，便會和他們一起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重新建立與社區的關係。
「重點是他怎樣和社區連結，連結社區可以令他覺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他會找到自己的意義，亦可能轉移對物品投放的情緒依附。」
阿言曾上門探訪一名囤積人士黃先生（化名），其囤積情況在鄰舍間流傳較廣，見到阿言時，黃先生很緊張，也很少說話。第一次上門，阿言雖表明希望幫忙整理房間，但他未有立即動手，主要只是關心黃先生的身體狀況、日常作息；第二次上門，他帶了一部血壓機，為黃先生量血壓，黃先生血壓偏高，阿言就提議他每星期到樓下中心量血壓，希望能讓他走出家門，做些平時不會做的事。最初，黃先生並沒有依從，在阿言不停鼓勵下，黃先生開始下樓量血壓。
彼此建立了關係，數次探訪後，黃先生主動提議：「不如，我們收拾一下屋子？」這才開始整理家居，也發現他的囤積問題源自家人教導，其父親也有囤積行為，使他從小學習了錯誤的方法去處理物品。
即使清走物品，黃先生也曾因遭遇壓力而重新囤積。「很多時候，不單是身邊的人，連他自己（囤積人士）都會覺得氣餒：我之前花了這麼多努力，（現在）又把物件放回來了。」阿言認為，在整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讓囤積人士針對每件物件訂立自己的標準，如某些物品對他們有特殊意義，便不去強迫他們扔掉，並信任他們的判斷和選擇。囤積人士建立內心的秩序感，能幫助他們在下一次面對壓力時有勇氣與之對抗。到最後，黃先生能夠說出：
「我已經可以選擇到哪些東西是要的、哪些東西是不要的，剩下的東西，因為我已經太久沒用，我真的可以不使用，你幫我清理掉。」
至今，黃先生的家居環境已維持整潔最少九個月，他亦積極參加樓下中心的活動，甚至轉變身分，擔當義工去關心其他人。
理解方能建立友善社區
囤積問題非香港獨有，在美國，約有2.6%民眾患有囤積症，惟香港仍未有關於囤積情況的研究，社會對囤積的認知普遍停留在指責囤積人士污染環境、影響鄰舍。阿言分享，在幫助囤積人士時，他們往往有兩種反應，一是指罵，二是不理睬，這是因為對囤積人士而言，處理物品是痛苦的，當每個人走過來都只是叫他把物品清走，每個人都只是關心他的房子，他們也只好把他人拒之門外，保護自己。
阿言認為，要想改善囤積問題，最重要的是建立友善社區。只有給予囤積人士更多接納，明白他們的想法及需要，囤積人士接受幫助的意欲才會越高，也越容易重返社區，改善生活。「很簡單，走過去跟他聊聊天，就算不聊天，也可以打個招呼，而不要一來就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