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他能學會自理、獨立和與人溝通，不需要他有很高的學業成就。」尼泊爾裔母親Barsha的兒子患有自閉症及中度智障，她痛心地道出所有SEN家庭的心聲。
香港人對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下稱SEN）的認識愈來愈多，政府亦逐漸發展出成熟的支援系統。然而少數族裔SEN的需要卻被忽視，根據教育局的數據，在2019至2020學年，全港共有1106名少數族裔SEN學生。惟政府向他們投放的資源缺乏針對性，少數族裔父母亦對SEN認知不足。相比起華語SEN家庭，少數族裔SEN學童可謂難上加難。在語言不通、支援不足的香港，他們該如何走出自己的成長之路？
記者｜蟻海彤 編輯｜譚雅詩 攝影｜蟻海彤
2009年，Barsha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從尼泊爾來到香港，並在2014年誕下兒子Jebson。Jebson三歲時曾到不同幼稚園參加入學面試，但面試期間，Barsha留意到兒子表現異常，例如他不肯乖乖坐在椅子上、不聽老師的話，反而一直哭泣。Barsha因而尋求兒科醫生的協助，並經醫生轉介到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進行評估，最終Jebson被診斷為自閉症和中度智障。Barsha坦言在得知結果當刻沒太大反應——因為她根本不知道何謂「自閉症」。直至測驗中心的社工告訴她兒子合資格申請傷殘津貼，她才驚覺事態嚴重：「那刻我覺得自己從懸崖上掉下來。」Barsha哭著回家上網了解什麼是自閉症，從此帶着Jebson走上漫長的治療之路。
語言不通 學習屢遇困難
Jebson現於禮賢會恩慈學校就讀三年級，該校為中文特殊小學，即使學校已獲教育局撥款聘請額外教師，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亦有老師將功課翻譯成英文，但大部分時間仍以中文及廣東話教學。Barsha形容，語言是兒子學習一大障礙。有時他會在課堂上走來走去，當老師用中文叫他「坐好、坐低」時，因語言不通，他會聽不懂老師的簡單指令；即使兒子有時能聽懂老師的話，但表達能力卻十分差。
語言障礙亦影響到Jebson日常生活。他在學校用中文學習，回到家中則使用母語尼泊爾語和英語溝通，在日常溝通時，經常混淆各種語言。以喝水為例，Jebson入讀小學前，能理解媽媽的問句：「You want to drink water?」並作出回應。當在小學學習「水」的中文後，他便忘記了母語及英文版本，回家後竟聽不懂Barsha問他是否想喝水。
Barsha更指，在部分少數族裔的SEN小朋友眼中，當有人大聲且快速地說廣東話，有時小朋友會理解為正在吵架。Jebson有一個同樣患有自閉症的朋友，她對聲音十分敏感，加上聽不懂廣東話，每當聽到別人用廣東話大聲交談就會尖叫。她又曾在學校不明白老師的話，當老師嘗試提高聲量解釋，她便情緒崩潰地尖叫。
政府支援匱乏 只有私立英文特殊學校
即使語言是少數族裔SEN學童的一大障礙，港府卻遲遲沒有資助及成立非華語特殊學校。目前，全港僅得一間非華語特殊學校，且均為私立，學費每年十萬元以上。Barsha指部分少數族裔和自己一樣，未能負擔昂貴的學費：「我衷心地請求政府建立英語（資助特殊）學校。」
黃熙雯在協康會海富中心任職家長資源中心社工，自2020年開始服務少數族裔SEN家庭，Barsha一家亦是她跟進的個案。根據教育局數字，在2022至2023學年，約550名非華語SEN學童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她同樣希望政府資助增設非華語特殊學校，讓少數族裔SEN學童獲得更適切的教育。她表示，很多SEN小朋友語言能力有障礙，難以同時應付多種語言，對少數族裔SEN學生而言，比起學好廣東話，專注學習生活技能和表達能力才最重要。
她指，港府對少數族裔特殊需要兒童的支援少之又少。以發展遲緩的幼兒為例，雖政府設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ETC），為六歲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幼兒提供早期介入及康復服務；惟目前僅有兩間專為非華語幼兒而設，總共只有85個名額。黃熙雯指：
「（非華語EETC）輪候隊伍比中文EETC長很多，（這類服務）需求其實很大。」
費用高昂 難獲適切治療
官方及學校支援不足，少數族裔家長只能轉投昂貴的私人治療機構。Barsha指出，針對性的治療對兒子很重要，例如言語治療能有效提升Jebson溝通能力。雖然政府和學校有提供治療，但每個月只有兩次，對Jebson來說並不足夠。
然而，坊間的言語治療每小時要港幣900至1300元，應用行為分析治療每兩小時要港幣1000元。Barsha回想Jebson確診的第一年，每月需付23000元的治療費用，已花光她的積蓄。現在Barsha每月仍需負擔17000元的治療費用，在她為了照顧Jebson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後，只能透過丈夫的工資和以前的積蓄維持一家生活。
黃熙雯指，許多少數族裔家庭未能負擔昂貴的治療費用。她表示，英語治療比中文治療貴至少兩成。但據她觀察，很多少數族裔家庭中只有爸爸或媽媽工作，部份可能從事低收入職業。而且大部分人要支付劏房七、八千元的租金和其他支出，還要寄錢回鄉，很多家庭也未能負擔昂貴的治療費用，令SEN小朋友未能獲得適切治療。
家長缺乏認知 錯過黃金治療期
一般而言，六歲前是SEN治療的黃金時期。黃熙雯指出，很多家長對SEN認知不足，最終錯過最佳治療期。
她留意到香港過去十年，不少港鐵站、巴士廣告也會有SEN的資訊，但全部也是中文：「彷如在平行時空一樣，香港人越來越認識（SEN），少數族裔家長的認知則停留在過去。」即使留意到小朋友的行為不正常，他們也難以了解更多資訊：「連要搜尋什麼關鍵字也不知道。」
明愛專上學院在2022年公布一項研究，亦發現少數族裔家庭往往對SEN缺乏認知。參與研究的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客席助理教授郭儉表示，相對香港人，SEN的資訊難以進入少數族裔的圈子：
「例如有什麼服務？可以去哪裡申請？如果懷疑小朋友有SEN怎麼辦？這些資訊進入不到他們的社群。」
她憶述，研究中的一個受訪家庭發現孩子到了三、四歲仍不太能說話，但家長誤以為由於兒子母語不是廣東話和英語，來到香港這個兩文三語的城市，說話才會比較不流暢。到兒子已屆入學年齡，情況仍未改善，惟父母從沒想過他有SEN，便讓他在香港入讀主流小學。直至兒子十歲時，老師認為他的情況異常，才進行評估，最終確診為「有限智能」（Borderline Intelligence，即低於一般智商卻未達智障標準）。
另外，郭儉亦指少數族裔圈子仍對SEN存在偏見，令很多家長不願尋求協助。有媽媽發現小朋友的行為不正常時，身邊的親戚會認為是她懷孕時做錯事，才會導致小朋友不正常。這令很多家長羞於尋求協助，耽誤小朋友的治療。
資訊不流通難求助 支援中心亦欠人手
政府在2019年發表施政報告後，撥款予五所服務SEN學童的家長支援中心，資助它們開設少數族裔專屬單位。郭儉指雖然此舉是好事，但這些社福機構的支援資訊或未能有效傳達至少數族裔社區中。在其研究中，她發現有受訪家庭竟不知道最近的少數族裔家長支援中心，只跟住所相隔兩條街，因而未曾尋求支援。郭儉認為學校、社工和中心之間的資訊可更流通，令更多人知道中心的支援服務。
惟即使少數族裔家長主動求助，社福機構也未必有足夠資源處理。黃熙雯直指，在自己服務的家長資源中心，團隊人手並不足夠。針對中心的少數族裔單位，社會福利署在2020年只撥款讓他們聘請一個社工和一個活動幹事，並在一年後撥款聘請一名地區大使，負責在中心提供即時傳譯服務、解答電話熱線查詢等工作。到後期，即使中心再增聘一個同事，專屬單位仍只有四個職員，卻要服務60個少數族裔家庭。黃熙雯坦言，人手實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