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既成事實，一批批港人若非已在準備，心裏多少也有計劃移居外地。筆者到英國交流，港人家庭的足跡，在機場見過、街上見過、更到家裡探望過。移英港人數量之龐大，是家庭連接家庭，群組接通群組，在各個城市組織起港人社區。對於故土的情懷，剛到埗的港人顯然未能放下。但「圍爐」心態能延續一輩子嗎？移民的意義是在他鄉重建舊社區還是重新出發？
到捷克旅行時，幸而遇上另一個移民家庭。50多年前，他們的處境與港人相同、離鄉別井的心態也相似，年月的洗禮後，兩夫婦體會到另一番心得。兩種移民心情，此刻匯流心中，特意在此分享。
作者｜吳蓁
筆者是新聞及傳播學院四年級生，正在英國阿伯丁大學交流。
8月到布拉格旅行，遇到Kofranek夫婦。他們來自美國，口裏卻說捷克語。追問下才知道，他們1968年因遇上布拉格之春，從捷克移居美國。聽到敏感的關鍵詞，記者職業病發作，便一路追問他們當年的經歷。烈日當空，他們帶我到一本地酒吧，把自己的故事說給我聽。
移民故事之一：留不低
移民前的Kofranek先生原是建築師，他自言年輕時曾滿腔熱誠，一心努力打拼。然而共產治下的捷克，人人薪資一樣使工人態度懶散，地盤工序緩慢、物料總是不足夠，根本無法建成一座完整建築。太太的父親是牙醫，早就被共產黨認定為資產階級。她原想修讀藝術系，也因被認定資產家庭出身而無法入讀大學。共產治下，他們早已對國家前景失去希望。老伯直言：「年輕人在捷克根本一件事都做不到，留在這個地方完全沒有未來」。
1968年初，捷克共產黨實施大膽改革，推動社會民主化，引來蘇聯強烈不滿。8月21日凌晨，Kofranek先生與朋友在布拉格市郊一間酒吧飲酒時，街外突然傳出坦克車經過的巨響。飲得半醉的他們當時只以為，是捷克軍隊在進行夜間演習，第二日才如夢初醒：原來蘇聯軍隊和華沙公約成員國決定派兵入侵捷克，軍隊一夜間佔領了全國，終結民主改革。
家國被侵略者佔據，人民不服從唯有離開。蘇軍入侵不久，當時還是情侶的他們便決定移居美國。即使決定遭太太家人反對，她仍忍痛決定離開。剛到埗美國時，兩夫婦先在紐約市暫住，最後定居西雅圖。一切由零開始，重新適應環境，學習新語言，建立新家園。他們並沒有在西雅圖遇過同鄉，幸而遇到的當地人都十分友善。Kofranek先生自言一生運氣好，無論身在何方都受幸運之神眷顧。
蘇聯倒台後，二人和子女決定留在美國，子女亦在當地發展事業，偶爾才回鄉探望親人。移居美國50年有餘，他們的英語卻仍帶點生硬。Kofranek太太的捷克口音很重，說話前要先想想如何用英文表達。我見狀便問，你們認為自己是美國人，還是依舊是捷克人？先生回答：「1968年之前，我是一個捷克人。但我現在移居到美國，那便是美國人了」。
離開熟悉的地方，要放下身段，接受新身份，對移民來說，可不是一件易事。
移民故事之二：離不開
有幸探望過一移英港人家庭，夫婦二人與11歲的獨女，去年以BNO簽證移民，定居英國諾定咸。丈夫原在香港當酒店總廚，來到英國在小餐館當廚師。妻子在香港時原是家庭主婦，移居英國後重投職場。一家三口離開故地重新開始，一來是政治環境轉變，二來是為減輕女兒學業壓力。
走進屋裏，見到揮春上的中文，格外帶親切感。餐桌也是熟悉的景象：筷子、白飯、老火湯，還有新鮮滾熱辣的煲湯粟米。飯後我們談起香港，女兒和母親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的粉絲。母親說，她們是來到英國才開始迷上偶像，起碼透過追星，她們能夠保持與香港的連繫。他們到戲院觀看偶像主演的電影，場內坐滿香港人，感覺就像回到香港一樣。
到移英港人家中喝的老火湯。在外地喝到很足料的老火湯，很有家的溫度。（吳蓁攝） 
女孩和母親到戲院觀看偶像呂爵安（Edan）主演的電影《闔家辣》。女孩把戲票拿給我看，才發現電影英文叫《Chilli Laugh Story》。（吳蓁攝）
先生亦直言，英國生活乏味，娛樂不多，最開心便是每個星期到酒吧，與其他港人「飲下酒、篤下波」。隔天我跟他到酒吧與另一位朋友聚會，二人一邊聊起近況，一邊聊起香港。關於香港的新聞，他們比我還要熟，還跟我談起容海恩與家翁斷絕關係的新聞，已經被晴天林寫出新歌。
那位朋友說，上個月與另外幾個港人家庭相約到蘇格蘭遊玩，一邊向我展示相片，一邊談到與香港人相處的趣事。他們又向我介紹英國的香港餐廳，哪裏新開了港式茶餐廳，哪一間是黃店。每逢大時大節，他們都會與其他香港家庭見面。他們上年開始相約其他香港家庭中秋夜一起「做節」，吃完飯還會到河邊賞月。
他們的話題總是離不開香港。言談之間，完全地感受到他們與香港的羈絆。
相同的故事
我跟那對捷克老夫婦說，我感覺當年的故事，正在這個年代我的家裏再度重演。
選擇移民的人，若非深愛著國土，就不會為家國感到失望。若非絕望得別無去路，就不會選擇離鄉別井。移民的人都是念家的，一旦離家便一生難捨。若是放不下羈絆，即使肉身離開了故土，但生活習慣、語言、口音還是關注的議題，都不會因此有所改變。
但是移民，除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為了下一代的未來，難道不也是為了忘掉過去、重新開始嗎？在外地建立港人社區、傳揚香港文化，是文化承傳，還只是不肯放下故土？移英家庭的下一代融入當地後，也終將母語淡忘，也不會擁有港人身份認同，更遑論其他傳統文化習俗。那麼，繼續「圍爐」還有何意義？
再把「香港人」身份說得再早一點：200年前的香港，只是個不足一萬人的小漁村。過去兩個世紀，一批又一批移民湧入香港，小漁村才蛻變成700萬人的避風港。良禽擇木而棲，候鳥因溫暖而南來，人類不也是習慣遷徙的動物嗎？我們的祖先由洞穴移居平原，從鄉村遷至城市。千萬年的遷徙裏，身份和文化皆隨年月沖淡，離別和邂逅是再平凡不過的事，人與地方的羈絆顯得多麼微不足道。
若離開是因為絕望，何不放下一切，迎接全新的環境？被逼漂泊四方的鳥兒，應以四海為家，還是期盼終有歸巢的一天？移民與否只是一瞬間的決定，但到了新天地，應保持怎樣的心態適應新環境，可是移民人士的終身課題。
後記
與Kofranek 先生臨別之際，我裝作我希望埋單（之所以是裝作，是因為基於輩份和他們的主場優勢，我根本沒有可能成功埋單）。其實我十分享受跟他們一起渡過的這個下午，由西方談到東方、由歷史談到語言，像聽live history，也像做了3個小時的採訪。裝作埋單失敗後，我跟他說：
“Thank you for all the food and beer， and especially your story. I can never repay you.”
“If you want to repay me， repay me by telling the world our story.”
移民的故事每日上演，每個故事大同小異，那只是歷史洪流裏一點點浪花。不過寫下來，至少能為歷史作見證。
所以，我就把它寫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