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爸爸我不想死。你求求醫生，救救我。」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令張海一夜間失去父親，武漢市政府及國家衛生健康委（衛健委）有沒有刻意隱瞞疫情，是死者家屬心中的一大疑問。父親臨終前萬念俱灰的說話、絕望的神情，令張海至今難以忘懷，更令他決心透過行政訴訟追究政府，為無辜染病離世的父親討回公道。
中國實施《行政訴訟法》迄今甫屆 30年，此法容許民眾告官府。近年又大力推動的陽光司法，主張司法權要在社會監督下公開、公平及公正地行使。然而，不少新冠肺炎死者家屬卻有口難言，追責路上屢遭打壓。
記者｜施嘉怡 編輯｜鄭梓峰 攝影｜施嘉怡 美術｜鄭曉力
1989 年，中國頒布《行政訴訟法》，列明民眾有權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控告任何國家機關和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但因當時法律條文簡陋，法庭的審查權受到限制，針對行政機關的審訴更一度被視為違憲。「立案難」、「審理難」和「執行難」等問題一直被民眾詬病。
最高人民法院遂在2015年修訂相關法例，明確列出法院在接收訴訟後的程序義務，避免因嚴格審查而阻礙立案。新規定下，無論立案與否，法院須在七日內書面回覆當事人，務求做到「全程留痕」，有據可查。行政訴訟制度發軔甚早，條文亦隨著時代修訂，制度理應變得完善。可惜的是，囿於行政干預，「民告官」政度一直有不少漏洞。
起訴不予立案 死者家屬追責無門
去年12月，內地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一年過去，中國看似已走岀這場風暴，回復歌舞昇平，但在風平浪靜下，卻有一班新冠肺炎死者家屬掀起維權浪潮。親人染疫離世，不少家屬質疑政府故意隱瞞疫情。民怨醞釀多時，終在今年6月，出現首宗疫情相關的「民告官」案。
原告張海來自武漢，76歲的父親張立法是解放軍老兵。今年1月初，父親在深圳意外骨折，為報銷醫藥費，張海將父親從深圳送回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骨科治療。當時武漢市衛健委對外稱「病毒未見明顯人傳人」，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無從得知。父親手術後留院，期間懷疑在院內感染新冠肺炎，開始發燒、昏迷，在入院短短16日後，就因新冠肺炎病逝。
張海質疑政府有意隱瞞疫情資訊，導致市民無法採取妥善防疫措施。張海聯同其他死者家屬，近60個家庭向義務法律團隊求助。今年6月10日，張海透過郵寄方式，正式入稟武漢市中級法院，控告武漢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武漢中部戰區總醫院對公眾隱瞞疫情信息。他要求政府部門及衛健委登報公開道歉，並索償近兩百萬人民幣，同時要求立案調查相關官員濫用職權和瀆職的行為。
不過，張海提告後，法院未有按照《行政訴訟法》規定書面回覆張海，僅以一通電話、口頭回覆其起訴「不符合立案條件」。張海欲進一步詢問原因，法院職員僅稱「要（張海）自己研究法律」。起訴不予立案，張海感嘆：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是典型的笑話。」
吿官路上 受盡官方連番打壓、騷擾
自張海2月在微博呼籲市民正視政府在防疫上失職後，就迅速被政府盯上。在微博上，他的文章先被限制流量和蔽屏，後來微博官方更索性一連封鎖他五個的微博帳號。同時，公安亦多次到張海在深圳的居所，把他帶回派出所約談，期間更列岀他與其他死者家屬的微信對話記錄，逐條訊息向他質問。除了張海，他的家人也被監控，他形容，公安把家人調查得清清楚楚，更威䝱若他繼續追究事件，他家人的升學前程、工作等也會被影響。就連平日沒往來的親戚也被公安騷擾，被要求勸告張海放棄告政府。
活在白色恐怖下，張海感覺自己像「地下黨」，做什麼都要偷偷摸摸。令他堅持追責的動力，源於父親臨終前的一句話：「兒子，爸爸我不想死。你求求醫生，救救我」。父親離世將近一年，這句話仍教他歷歷在目。堅持，只為還父親一個公義，他深知立案難度甚高，將會是一場「持久戰」，但張海難掩氣憤的心情道：
「政府愈打壓，我愈要去發聲和反抗，絕不屈服在強權之下。」
訴訟不予立案，公安連月來的威嚇，沒有使張海卻步。今年8月，他繼續入禀至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但同樣獲法院通知案件不予立案 ，他遂在11月，決定終極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張海亦在10月，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撰寫一封公開信：「我知道您是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最高領導人，所以求助於你……這些作惡的地方官員不受到懲罰，新冠受害者的亡靈無法安息。」張海將公開信上傳到互聯網，但不足一小時，信件照片就被刪除。
白色恐怖籠罩 家屬、律師同被噤聲
因「709案」而流亡美國的維權律師陳建剛，一直為國內新冠肺炎死者家屬提供法律援助。陳建剛分析，這些案件不予立案的最大原因在於其性質敏感，由於中國對外宣稱在防疫上打了一場勝仗，一旦成功立案，便和國家所歌功頌德的主旋律不一。
「他們在瘟疫的防治過程中，這個功績卓著，不承認任何錯誤。」
他相信，不會有案件能成功立案，家屬堅持追責，亦只會為自己惹上麻煩：「他們不僅提告不成，也可能惹來牢獄之災，甚至連累家人，對他們造成二次、三次的傷害。」的確，陳建剛所屬的法律顧問團起初收到近60個家庭的求助，但隨著各方的打壓，不少家庭都打消追責的念頭，現時只剩下六人堅持起訴。
不但死者家屬受多方面的恐嚇和監控，國內的律師也被噤聲。陳建剛指，國內律師皆收到中國司法局有關「三嚴禁，六不得」的口頭要求，嚴禁律師以任何形式參與此案。他指，中央的做法是收緊民眾言論的空間，是走向二次文革：「要在中國的司法中找到公平，這簡直是緣木求魚。」儘管陳建剛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亦明知在中國維權抗爭，結果未必理想，他仍堅持協助家屬起訴政府，希望能為未來的抗爭奠下基礎。
告官不見官 法庭如無牙老虎
然而並非所有案件都無法立案，大部分不涉及敏感事件或挑戰中央權力的個案都會獲法院受理。去年，單在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就一共受理逾9,000宗行政訴訟案件。但即使案件能走進法院，審訊的過程也面對不少阻力。過去，因未有條例強制規定，被起訴的公務人員不岀庭答辯受審是常見之事，岀現坊間所稱的「告官不見官」，亦使行政訴訟猶如無牙老虎。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實施《行政機關人員在出庭應訴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要求被起訴官員「應當出庭應訴」。《規定》出台，是否意味「告官不見官」的現象會被破解？
中國維權律師藺其磊去年到羅湖區及寶安區看守所探望委託人，期間需接受強制安檢，但其他公、檢、法人員則可獲豁免。藺其磊在去年8月向深圳公安局申請「信息公開」，要求相關派出所公開披露設置安檢設備的資金來源和法律依據，及只針對律師進行安檢的因由。深圳公安局先是延遲答覆，後以不屬於《信息公開條例》中規定的政府信息為由拒絕要求。
藺其磊遂提出行政起訴，案件獲受理，並於今年6月在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然而，被起訴的公安局負責人並未按照規定出庭應訊，法庭稱被告提供了相關證明文件，證明他當日因公務未能出席。法庭接納被告不岀庭應訊的申請，最後裁定公安的要求並無違法，判藺其磊敗訴。翻查《規定》，若行政機關負責人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需要履行他人不能代替的公務，或其他正當理由，並且提交由負責人簽字認可的證明文件，則可不岀庭應訊。藺其磊批評，所謂的證明文件兒戲：「證明材料是被告的行政機關提供，甚至被告自己簽名也行。」《規定》存在漏洞，使被告能輕易逃避出庭責任。儘管法律條文看起來正義凜然，若執行不到，也只淪為一紙空文。
行政訴訟「多止於國賠」 追責官員難如登天
27年前，江西男子張玉環被指控殺害同村的兩名男童，被判處死刑。27年被囚期間，張玉環堅稱自己無辜，親友奔走申訴，今年8月，他終獲改判無罪釋放。從壯年關到老年、被羈押9778天後，他終能再握前妻的手，可惜物是人非，前妻早已改嫁，他也錯過了兩名兒子珍貴的成長時光。9月，張玉環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行政訴訟，申請國家賠償2,000多萬，並控告當年16名辦案人員，追究他們造成冤假錯案的刑事責任。起訴獲受理，張玉環終獲合共496萬元的國家賠償，而對16名辦案人員的追究則仍在審理當中。
曾協助不少冤案當事人提行政訴訟的藺其磊指，能平反的冤案數量很少，當事人花上大量時間和金錢提告後，判決大多止於國家賠償。要追究一個行政機關或個別官員的責任，難如登天。他補充，張玉環案受媒體及社會關注，尚能期望或會有官員因而倒台，至於媒體關注不高的，追責有如海底撈月。加上，不少冤案的受害人對能重獲自由，獲得國家賠償已感滿足，追究涉事官員的司法程序，往往因而不了了之。
法制著重形象工程 憂維權途徑將收窄
一直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自2016年起在中港兩地奔波，支援內地維權人士。她認為在內地提行政訴訟的普遍目的並非為打贏官司，而是透過控告行政機關引起公眾關注，向其施壓。她以工人工傷案為例，工人常起訴政府監管不力，逼使政府公開相關的環境檢測報告，在取得報告後，轉而提告廠方。鄒幸彤形容，行政訴訟是內地維權策略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市民之間博奕和妥協的過程。大部分市民在行政訴訟中獲取所需的資料後，就會放棄進一步追究官員，全因問責極難，很少人願意付出昂貴代價和政府「撕破臉」。
鄒幸彤指，中國在法治上的形象工程做得不錯，例如會修改法律條文，及上載法律文書到互聯網等，部分程序甚至比香港做得更好。但她批評這正是中國法治「蠱惑」之處，政府表面上塑造照顧民生安全的形象，私下則打壓民眾申訴的途徑 ：
「政府在處理敏感案件時，早於萌芽狀態便盡力扼殺。只要確保案件受控，後期的司法程序上便會完美地跟上，以塑造『陽光司法』形象。」
鄒幸彤認為，中國法制的根本問題在於制度，管理黨和法院的是同一人，在公、檢、法一家的前提下，政府的權力極大。她又指，自習近平在十八大上任以來，公民社會受到全方位的打壓，她擔心日後民眾維權的途徑將愈收愈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