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想過不做（前線抗疫）的，因為這個是我們的使命或者天職。」二月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香港持續擴散，公立醫院心臟科專科醫生黃任匡請纓加入前線抗疫團隊（Dirty Team），專責照料新冠病毒肺炎疑似和確診患者。
早在2003年沙士爆發，當時還是醫科生的他見證前輩在前線「打仗」；昔日小子長大，今次抗疫症的責任就落在他這一代的肩上。在疫症爆發初期就要闖進未知的戰場，他坦言確有掙扎，然而疫情規模之大，令他很快意識到上前線是唯一的選擇。他當時希望從前線退下來後，可以趕及迎接女兒出生。每次說起初生女兒，他都不自覺勾起一抹笑意。
記者│何泳薇 編輯│蕭韻蕊 攝影│蕭韻蕊
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爆發時，黃任匡正就讀港大醫學院二年級。當年他和其他醫科生看著前輩怎樣站在抗疫前線「打仗」，他意識到原來代價可以很大。黃任匡坦承，當年曾陷入掙扎的十字路口，質疑自己是否已預備面對將來的疫症爆發：「前輩在前線打仗『搵命搏』，輪到我的時候我能否做到呢？」今時今日他站在抗疫前線，正是當年思考的結論。他早在沙士已準備好要應付大型疫症重臨：「今次（疫情爆發）不會是最後一次，將來都會發生。我地預計到要打這場仗，大家早已有心理準備。」
在一月中，香港陸續出現新冠肺炎懷疑個案。黃任匡工作的醫院籌備成立專責照料疑似和確診患者的Dirty Team，為期六星期。黃任匡坦言當時未知疫情的嚴重性，妻子亦已懷孕七個月，所以他曾掙扎應否主動加入Dirty Team：「可能輪不到我加入呢？可能可以避開呢？」數天後，香港始出現確診個案，他意識到疫情規模比想像大，且很大機會長時間持續，他認為上抗疫前線只是遲早的事，倒不如盡快做，二月初投入前線，三月底退下來，以便照顧預產期為三月底的太太及初生女兒。
前線醫生需與懷疑染病及確診病人接觸，感染風險比較大。即使早已有心理準備，但畢竟是第一次進Dirty Team，黃任匡指壓力不少，甚至曾經幻想自己不幸去世的情境。為了做好萬全準備，他把頭髮剃成平頭，避免頭髮沾上病毒；一直患有牛皮癬的他，需要長期服藥和塗藥膏控制。但這些藥抑制免疫系統，換言之服藥後較易感染病毒，他為了工作和自身安全，早在兩星期前停用藥物。在前線期間，他時刻提醒自己做好防護措施，更全程入住酒店，每天都想可以怎樣好好保護自己：「我不可以死的，萬一死了太太怎麼辦呢？現在女兒只有一星期大，她怎麼辦呢？」幸好他平安無事，離開Dirty Team時，太太已經懷孕36周，女兒隨時出生，「時間剛剛好」。
前線醫護壓力大 卸下防護衣成新手爸爸
黃任匡回憶疫情初期，Dirty Team每名醫生每日照料約十個病人，恆常工作包括巡視病房至少兩次，及開會討論病況至少三次，工時長達九小時。雖然初期確診數字較少，但壓力源於對病毒的一無所知，例如當時連病毒潛伏期也不確定，初時說七天，後來說14天甚至更長。另外，病毒傳染力強，即使染病也可能無病徵，這威脅關乎自己和家人，更有同事寫下遺書：「我們醫院（屯門醫院）是謝婉雯醫生因沙士殉職的地方，大家又會想多很多（壞的情況）。」不過，工作未有為黃任匡造成過大心理負擔，但由於他在加入Dirty Team前停服了抗牛皮癬藥，他的牛皮癬一度惡化，比以前更紅和痕癢。
黃任匡估計若疫情持續多半年，每個同事至少需負責兩次Dirty Team工作，意味他隨時要再加入前線抗疫。現在女兒已出生，他不會再主動請纓，不是因為怕危險，而是怕無法看顧妻子和女兒。初為人父，黃任匡表示照顧女兒比想像辛苦。過去一星期，他每晚隔三至四小時餵女兒喝奶，再哄她入睡，他基本上沒睡過覺。他難以想像若要重回前線，數星期不在家，妻子獨自照顧女兒會有多辛苦。不過，如果上司要求，他不會拒絕：「很多同事都要照顧家人，我不是特別例子，有初生女兒不是『免疫』的理由。」
黃任匡在接受訪問前，剛剛哄睡了女兒。「我沒有寫遺書，但有寫信給我當時未出生的女兒。」給女兒的信件寫了甚麼？黃任匡有點尷尬地笑：「都是些老生常談啦！」。他想了數秒，憶述信件內容：「我知道太太懷孕時，正是反修例運動剛開始之時。我在信中告訴女兒：『外面的世界很紛亂，但爸爸媽媽會保護妳，會和你在這個世界一起生活下去。』還告訴她現在世界發生甚麼事、爸爸媽媽在做甚麼。媽媽很擔心，所以將來一定要愛媽媽啊！」說罷，臉上又掛上甜蜜笑容。
讀醫出於偶然 醫者關懷為本
他自小興趣多多，攝影、繪畫、書法、辯論、戲劇都有涉獵，但沒有確定的目標。他就讀中六時，有一晚睡覺時突然咳血，後證實患上肺結核，需住院兩個月接受治療。這次經歷使黃任匡考慮踏上杏林路。康復後雖萌起當醫生的念頭，但仍未摸清心裏想法。結果在報讀大學時，他把港大醫學院放在第一志願，第二是中大分子生物技術學，第三竟是港大文學院：「我有想過讀藝術。那時心態是（入讀醫學院）行就行，不行就算。不行我就做科學家，或者藝術家。」
令黃任匡感慶幸的是，隨實習期間與病人接觸，到後來加入公立醫院內科，每每看見病人康復出院都甚感滿足，使他無悔選擇行醫之路。不過最有滿足感的一次，並非成功拯救病人，而是好好陪伴病人走生命最後一程。那位病人是位90歲的伯伯，由於有長期病患，不適宜進行心臟手術，命不久矣。黃任匡用藥物紓緩伯伯的痛楚，好讓他離世時沒受太大折磨，更讓伯伯在親友陪伴下安詳地辭世。伯伯離世後，他的兒子送來了果籃，答謝黃任匡的陪伴與體貼。這是黃任匡第一次無法救治病人後仍收到家屬的答謝，事隔九年仍非常深刻：
「有時幫到病人和家屬的不是尖端的醫療科技，而是用心關懷他們。」
幼時心直口快不妥協 不擅與人相處
「醫護人員不只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黃任匡曾在社交平台上以「手足」形容同事；醫護工作固然講求團隊合作，但黃指自己在求學階段其實不擅與人相處。說起老師對他的評價，他想了一下，說：「有些老師覺得我聰明，很疼錫我；有些老師覺得我囂張，不喜歡我。」黃任匡讀小學一年級時，老師叫一位害羞的女同學大聲朗讀課文，女同學只小聲地讀，老師重複要求，女同學仍沒大聲讀，結果女同學受老師責備而哭泣。這時，鄰座的黃任匡按捺不住，直言不諱地放聲道：「哭甚麼哭？有甚麼好哭？讀大聲點不就行嗎？」他慚愧地笑道：「我小時候不懂替他人設想，真的沒很多朋友。」初中時他因不會與人相處，甚至被人欺凌。
少年黃任匡不單口直心快，而且很難妥協，「硬頸」的性格遺傳自媽媽。1999年，中六的黃任匡擔任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學生會會長，他打算趁「六四事件」十周年，在校內舉行悼念晚會、舉辦展覽和出版刊物回顧事件。豈料當時校長作風保守，堅拒舉行相關活動，於是黃任匡直接到校長室與校長理論。回想起來，黃不禁失笑：「學生不應與校長吵架，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對的事、應做的事，就不會聽其他人說。」最後雖辦不成悼念晚會，但成功出版了刊物，和舉辦只有幾塊展板的「展覽」。黃任匡笑言：「算是『階段性勝利』吧！」
參與政治與救治病人 皆義不容辭
雖然後來成為醫生，學會團隊合作，但面對社會議題，他仍然堅拒妥協。「我們（醫護人員）早預料要與病毒打仗，但沒有預料同時要與政府打仗。」由一月底起，身為杏林覺醒成員的黃任匡多次要求政府「全面封關」，又在民間記者會批評政府抗疫無為，呼籲市民自救。他沒有參與罷工，一方面本著救治病人的初心，不忍離開崗位，另一方面認為罷工無助向政府施壓。他憤慨地說：「罷工對政府來說可謂不痛不癢，因為政府不在乎香港人的生死。」但是，他仍尊重醫護罷工的決定，曾在Facebook反駁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指「罷工對緊守崗位同事不公道」的言論，認為無論罷工與否都是為香港押上個人的未來。
關心社會源於雙親身教，黃任匡指父親有每日閱讀報紙的習慣，所以他會一起讀報，自小留意時事新聞。他更在2016年與其他醫生組成「真普選醫生聯盟名單」，參選特首選委並成功當選。但是，高調論政會否令父母擔心他的前途？「其實他們也明白和支持。我亦會向他們解釋，他們拿我沒辦法。」黃任匡笑說。他亦不時聽到旁人的閒言閒語，例如曾有同事「半認真」地說他快要升職，著他「小心點」，免得斷送前途，不過他指暫時未受實際打壓。
既要醫治病人，又要偶爾接受訪問和出席公開場合議論時事，現在還要照顧家庭，不累嗎？黃任匡曾連續工作30小時，被問到有否想過離開工時長、壓力大的公立醫院，他想了五秒，留下簡單的答案：
「我暫時還撐得住，就繼續撐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