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大專院校出現愈來愈多「流浪講師」──即同時在多間院校工作的兼職講師。兼職講師的薪酬不穩定，加上合約期短，為保障生計，他們唯有在多所院校之間「流浪」。
流浪講師之中，有人本為全職，教學評核優良但依然不獲續約，離職後卻被校方改聘為兼職講師，薪金減去一大截，使他們要在不同院校奔走，兼職教書方能維生。有大學教職員認為，「流浪講師」的出現源於院校「重研輕教」，把資源集中於聘請教授做研究，一般教學工作則聘用薪酬較低的兼職講師應付，以減輕教學支出。政府無法監管或干預院校事務，「流浪講師」的問題未受關注。
記者│王靖琳 編輯│郭穎怡 攝影│郭穎怡 王靖琳
陳家富博士2012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下稱浸大宗哲系）任全職講師，主要教授大學通識科。做了六年全職講師後，他在2017年被校方通知不獲續約。學系解釋，校方在2012年聘請他，主要是為雙學制增聘人手，以應對當時大學三年和四年制學生同期入學的教學壓力；現在學生人數回復正常，所以以「沒有續約需要」和「目標已經完成」為由，不與他續約。
然而陳家富記得，每年學系都會在會議上公布各課程的學生人數，人數並沒有減少，加上六年來他的教學表現一直獲得最高級別評分（優秀Excellent），故此認為學系的解釋不能接受。
連同陳家富在內，浸大宗哲系的三位全職講師全數不獲續約，但陳發現學系同一時間決定新聘請四名助理教授和十多名兼職講師。他認為學系的做法難以理解：「我覺得很奇怪。既然沒有教學需要，為何要請十幾個兼職講師去教書？」就着浸大宗哲系的全職講師全數不獲續約的問題，本刊曾向陳家富所屬的浸大宗哲系查詢，但學系沒有回應。
陳家富失去全職教席，但該學系卻邀請他當兼職講師。他當兼職講師的工作量，不是比全職時少很多。他舉例在轉為兼職的首個學期，他教授了三個課程，只比全職時少一個。但任教三個課程的薪水比全職時少了超過一半。
全職時每學期他教授四個課程，一年教授八個，月入52,000元，年薪約62萬。而兼職講師薪金卻是按時薪一千元計算，假設授課的科目數量相同，每個課程39教學小時，一年共312小時，年薪約31萬。即使二者的教學工作量相同，兼職的薪水比全職少一半，他認為變相是被院校剝削。
成為兼職講師後，除了課堂時間，他較少留在大學。同學們若有問題，他不能像以前經常跟同學面對面解說及討論，只能以電郵溝通。陳家富有感大學側重研究輕視教學的風氣，令講師成為犧牲品，同時影響同學學習。
全職變兼職 生計徬徨
為幫補生計，陳家富在香港、澳門，甚至台灣各地尋找全職工作。可惜宗教哲學系屬小眾，他花了一整年仍未找到全職教席。最後他北上找到全職教授一席，但薪酬卻不足兩萬港幣。
現時他定居內地，雖然內地全職教授薪金不理想，但他認為比起兼職工作相對穩定，亦有更多做學問的機會：「兼職做完一個學期後，不代表下學期一定有得做。這麼不穩定的工作，年輕的教授可能沒有所謂，但我一把年紀，有家庭有太太，是很困難的。」
一邊在內地當全職教授，投身研究，一邊在浸大宗哲系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下稱中大神學院）任兼職講師，陳家富每星期遊走中港兩地。
這個學期，他在浸大宗哲系任教兩個課程，在中大神學院教授一個課程。他將所有在香港的教學工作安排在同一天上課——每逢星期日晚上，他會乘搭飛機到深圳，在深圳的賓館住宿一晚，翌日早上過境，乘頭班地鐵到院校，開始馬拉松式地講課，從早上九時半教到傍晚六時半。下課後他就會由香港返回深圳機場，乘搭晚機回家。年過50才開始奔走兩地，密集式授課，陳家富感到疲倦不已，甚至試過「教到失聲」。
四處流浪 資源配套欠奉
已在大專院校間「流浪」六年的賴卓彬深明兼職講師的苦況。他自2013年起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下稱港大政政系）任全職教學助理及兼職講師，同時在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下稱SCOPE）當兼職講師，主要任教政治和政治哲學等理論課程。以這個學期為例，賴卓彬每星期都要在港島九龍幾個地方穿梭工作：星期一全日、星期三早上在SCOPE位於尖東的教學中心授課，其餘日間時間則在港大繼續講師及教學助理的工作，而晚上則不定時遊走於SCOPE的尖東或九龍塘教學中心。
賴卓彬指，兼職講師的福利及教學設施配套欠奉，沒有獨立辦公室，亦沒有有薪假期、醫療福利。賴卓彬更聽聞過有兼職講師在學校放假期間無法進入圖書館備課，亦有講師上學期授課，但他的職員電郵到學期完結就失效，導致學生課後聯絡不到講師。他認為種種情況都影響師生溝通，對教學及工作造成障礙。
薪酬沒統一標準 兼職講師議價難
現時各院校在兼職講師工資的計算上沒有一致標準，因此在不同院校授課的工資可以相差甚遠。賴卓彬表示院校會根據講師的資歷、工作經驗等因素制定薪酬，而每所院校都有不同的計薪方式，他形容是「各處鄉村各處例」。他就曾經歷三種不同的計薪方式：單以教學時數計算、以教學時數及改卷數量計算、及以整個課程計算。現在他SCOPE的兼職工作薪酬就以整個課程計算，薪酬由兩萬到四萬不等，視乎學生人數多少。
陳家富現時在中大神學院和浸大宗哲系擔任兼職講師：中大以整個課程計算薪酬，教一個長13星期的課程工資約五萬元；浸大則以教學時數計算，每教學一小時一千元。以整個課程長13個星期，每週教學三小時，即合共39個教學小時計算，於浸大教一個課程工資為三萬九千元。兩間院校教授一個課程的工資相差約一萬元。
賴卓彬得悉，部分兼職講師因為無法得知各院校計算工資的標準而無從比較，在議價能力上處於劣勢，加上校方認為「你不做，仍有很多人會做」，講師更難討價還價。
按研究成績撥款 大學為資源重研究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少南指出，大學重研輕教的情況，源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撥款制度。大學獲分配的「現有撥款」，由「教學用途撥款」（約75%）、「研究用途撥款」（約23%）及「專業活動用途撥款」（約2%）組成。
政府每年所撥的「教學用途撥款」數額相若，但「研究用途撥款」的數額受決於大學的研究成績，即學系教授級人員的研究論文成就。教資會會審視各大學研究成績，把更多撥款撥予成績亮眼的院校。而大學中各學院（faculty）所得的撥款，也是根據其學系（department）研究成績分配，學系為了爭取來年更多撥款，會投放更多資源在研究方面。
李少南表示部分學院學系若研究成績不亮麗，獲得的撥款較緊絀，或會減少全職講師，以低薪聘請兼職講師，減少教學支出，把更多資源投放在研究上，聘請對研究更有貢獻的教授，希望以亮麗的研究成績爭取到更多撥款。
「院校自主」成免死金牌
政府於2002–2003財政年度，宣佈大學教學人員薪酬與公務員薪酬脫鈎，各大專院校可以自行擬定員工薪酬及全職兼職比例。教協會長馮偉華指，每當大學面對有關全職兼職教員比例和資源運用等方面的質詢，都會以「院校自主」作為「保護傘」迴避問題。他認為大學重研究並非壞事，但不應為了追逐國際排名而輕教育，聘請合約或兼職講師分擔教學工作，影響教學質素。他提到當教授們花更多時間進行研究，兼職講師或需分擔更多教授的教學工作，兼職講師工作量增加，見學生的時間或會減少，影響教學及同學的學習。他亦指部分兼職講師本來有其他工作，可把自身經驗及行業資訊分享給同學們，但因為這些兼職講師非專注於教書，學術水平、教學承傳方面會跟全職講師有差距，如果學院聘用很多兼職講師作教學工作，教學質素會很參差。
馮偉華表示，教協曾跟部分願意見面的院校談論「流浪講師」的議題，並透過出版調查報告，引起大眾注意並向各院校施加壓力；但若政府不作出監管，難以直接帶來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