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曉丹 美術│艾博瑜 攝影│許雲程提供
半個世紀前的今天，一場腥風血雨的暴動正在醞釀。一連串的示威和罷工，逐漸發展成流血衝突，擲汽油彈、縱火、「土製菠蘿」處處，死傷多人，入獄者也不少。
常言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六七暴動這段沒有贏家的過去又該如何詮釋，事隔多年仍爭持不下。主流一方認為這是一場受文革影響的左派暴動，不少左派卻堅稱這是反英抗暴的愛國運動。
在宏觀的世界中，我相信真相只有一個。面對上述兩種對立的說法，若大家各執一詞，意識形態的不同使我們無法溝通。立身於後現代的社會，我們認為任何的解讀都帶有主觀的詮釋，不同的人都帶著某種思考框架，以個人的世界觀建構一種說法。我們面對各種「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只要說法是基於客觀事實，如何闡釋則是個人判斷，外人都難以否定。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是否從來都只有主觀視角，沒有共識？
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打著「力求真相」的旗號，冀能不偏不倚地把真相呈現出來。最近曾於香港中文大學和民間多個社區放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花了四年時間，鍥而不捨地追查當年有關六七暴動的文件，片中的訪問對象不分左中右，希望為這段較為缺乏記載的歷史，留下一些客觀的憑證。
人有必然的能力限制，使得我們無法以「全知」的視角明瞭真相。不過，每在這拼圖補上一小塊，我們所得到的事實根據又多了一點。所謂「傳媒」，亦即是傳播訊息的媒介，我們一方面要不斷發掘，以擴闊手上的資料庫，同時也要提供一個讓不同持份者說話的平台，好讓不同的說法在同一空間上比拼。
有參與暴動者在紀錄片中自省當年的少不更事，也有當年的涉事者在觀映後，斥該片沒有詳細交代暴動發生的前因，認為紀錄片未能替他們好好申辯被捕的冤屈。
其實觀者在映後有所批評乃正常不過，在剪輯這只有長約兩小時的紀錄片時，要以有限篇幅把真相盡錄，資料上的過濾和選材都是無法避免的。縱使資料編排上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製作團隊在資料搜索和反映各方意見上的付出卻是功不可沒。
紀錄片的作用並非要為任何一方的說法建立權威，反之，它透過展現同一事件中眾人說法的多樣性，讓我們更接近真相。
社會撕裂，我們需要溝通，已成為這些年老生常談的政治口號。傳媒在這方面可以做到的不少，但亦有限。因為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缺乏討論的空間，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放下個人成見和一己私利，理性溝通。
每個人也有權選擇個人的主張，但不應局限於單一主義，妄顧事實，將真相的追求拋諸腦後。就正如以往有些左派支持者，為表效忠不但愚昧否定過去，甚至扭曲事實，拒絕承認左派在當年林彬之死一事上有責。
道破荒謬，捍衛真相，除了需要勇氣，我們更要力氣。「求真」既是起點也是終點，要確保這信念「不走樣、不變形」，守住過去現在的每一寸，大概是傳媒人，以至每一個人，在當今社會中最要守住的立足點。
否則，平庸的邪惡只會使我們離真相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