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我視線之外，醫護人員不斷進進出出，不想讓記者媒體進入的地方，究竟在發生什麼事呢？一種深處的恐怖自心底慢慢泛起。這個二零一四年的台北行政院，竟讓我聯想起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
那夜凌晨，我只逗留了三個小時。始終沒有進到最激烈的地方，也讓自己保持著隨時可以離開的狀態，甚至在鎮暴水車發射水炮前，我就離開了。聽說外國人參與活動是犯法的，其實台灣人又何嘗不是呢？但我的命只有一條，如果衝突真的無法避免，我還是希望把我的命留給香港。
赴台半年多了，看著香港電視發牌無理被拒、李慧玲無故被炒、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老師無辜被斬……人在他方，遙望故土，那份無力感就更加重了。我忽然覺得，我最害怕的，不是香港新聞自由進一步被扼殺，貧富懸殊差距愈來愈大，政府可以漠視民意強推國民教育、二十三條立法……
我最害怕的，是這一切發生，而香港人拒絕抵抗。
我最害怕的，是港府拒絕制定符合國際標準、未經中央篩選的普選方案，而最後只有幾萬香港人在一個微熱的周日下午上街遊行，呼叫幾聲「爭取民主」、「爭取真普選」……然後，一切如常，到了二零一七年， 我們拿著選票，發現把它投進回收箱比投進投票箱更加環保。
不知這有沒有偏激，但我想：在暴政之下，當一個「暴民」，是多麼值得自豪的事啊！
我不知道台灣反服貿事件最後會如何收場，一如我不能預料香港的未來。但如果社會要變得崩壞，至少台灣人真正反抗過，香港人呢？還未振臂，就已經躺下，又會死得甘心嗎？
兩次到立法院，和靜坐的台灣人聊天，不知為何，他們知道我是香港人後，竟都向我道謝，我微笑。其實，劉進圖老師被斬，台灣也有為他舉辦祈福會，那個燭光點點的夜晚，我也在場，也為他們對香港、對劉老師的關愛感動。的而且確，我們都活在同一塊巨大的陰霾下，剩下的光芒不多了，我們兩支蠟燭，彼此都不容許對方熄掉。不然，到自己的火被滅了，又可以再從哪裡借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