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工會 守護傳媒界寒冬?

預防受打壓 事前嚴保密

工會與資方被認為是天敵,所以郭透露,宣佈籌備明報工會前一個月,籌委會早已著手準備,但都是刻意避開資方,秘密開會。尤其他們得悉,《明報》的兼務董事呂家明曾打壓加拿大明報工會,於是籌備工會的同事更加小心。當時知情的不過八、九人,頭一個月的籌備過程中,他們都以「辦學」作為搞工會的暗號來互相溝通,而把吸收會員稱為「招生」。郭慶輝表示,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好,籌備很順利,二月十七日宣佈籌組工會時,準備工作其實已完成得差不多了。

本港另一媒體工會——壹傳媒工會在五年前公司宣佈減薪時成立,一直努力爭取員工合理薪酬及工作環境。工會副理事長蔡元貴承認,由於申請工會過程複雜、需時較長,當時他們也是盡量低調,害怕驚動資方在他們成立前便解僱參與籌備的員工。整個準備過程裡資方都沒有發現,只有一班核心成員知情。

資方態度冷漠 工會角色被動

郭慶輝稱,明報工會成立前與後,管理層對他們一直不予重視。「在員工關注組階段,我們發聲明,他們會回應,我們要求開會,他們會見……但聽後會否接受,又是另一回事。」他們當時與管理層開過兩次會,都是不歡而散。現在工會正努力約見管理層,商談新聞約章的事宜,但管理層仍未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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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工會副理事長蔡元貴向記者展示,他們於上年獲公司人事部分派一塊壁報板,叫「壹言堂」,而人事部自己的壁報板叫「民主牆」,他認為這很諷刺。(圖片來源: 陳海菁攝)

壹傳媒工會也面臨類似狀況。今年三月十九日,壹傳媒宣佈加薪百分之三,工會不滿加幅為行業中最低,通過發佈聲明和組織抗議行動,向行政總裁張嘉聲施壓,終在四月初獲會面機會。蔡元貴表示他們不滿張嘉聲此前從不和他們商談,這次僅是第一次會面,但會面過程只是聽取管理層解釋,算不上談判:「他們的態度就是:我說多少就是多少,不需要諮詢你們。」

而已有近三十年歷史的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在機構內的力量相對不易被忽視。工會主席蔡玉玲指,他們已與管理層建立了一種「非正式的恒常會面」,一般有事件發生,工會都能聯繫到管理層對話。蔡玉玲認為,整體來說他們關於新聞自由的爭取是有用的,比如此前管理層欲干預《城市論壇》中給拒絕出席的官員「擺空凳」的做法,或想要調動部份節目等干涉編輯自主的行為,都因工會和前線員工的積極發聲,而成功阻止。

工會運行困難重重

郭慶輝透露,目前明報工會處於發展初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都沒有」,沒人力、沒錢、沒地方,連開會也要特意離開公司,以免被公司指責他們佔用公司地方做其他事。

蔡元貴則自認,壹傳媒工會的最大問題是代表性不足:公司員工共三、四千人,工會會員人數只佔其中二百人,活躍的核心人員更是只有十個、八個,且幾乎都是港聞版記者。他指出,公司多個部門,利益不盡相同,很難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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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蔡玉玲指,不敢說工會可以改變大環境,只是盡力抗爭:「在香港做沉默的打工仔不是難事,我選擇不沉默就是一種態度。」(圖片來源:楊英傑攝)

對比兩家較新的媒體工會,港台工會創立於迴歸前環境較寬鬆的時期,蔡玉玲表示,工會初期的發展因此頗為順利。現在港台員工大概有六、七百人,工會會員能穩定維持在五百多個。加上港台本身是政府部門,員工不少都是公務員,所以爭取的時候自身更有保障。她坦言很佩服商業媒體機構的記者能夠在這個困難的時刻建立工會:「比起他們的工作量,我們算比較幸福的一群。」

但同為傳媒工會,三家工會的核心人員都面臨一個共同難題:記者的龐大工作量。郭慶輝稱,搞工會有很多細節十分繁瑣,但做記者的偏偏分身乏術:「大家都知道在《明報》做記者的都只剩下半條人命……我們還要做工會的工作,你的電池可能只剩下一成。」蔡元貴亦承認,他們會員不足,有部份原因是身為記者的核心成員工作太多,沒時間招募新成員;若有事發生,他們除了寫聲明引起外界關注,亦無暇再去搞更多爭取活動。他無奈的笑稱他們工會為「史上最沒有殺傷力的工會」。

蔡玉玲也同意,記者同時背上工會責任是個挑戰。但她還是認為成立更多媒體工會是件好事:「透過這些連接性的行動,讓力量愈來愈強,這是值得慶幸的。」

工會的力量?

對於工會受資方「冷遇」的現象,香港職工會聯盟總幹事蒙兆達遺憾地表示,香港的工會權利是「殘缺不全」的,因為他們沒有法律保障的集體談判權:「在香港,工人有自由成立工會,但老闆同樣有自由不承認你的工會,不跟工會談判。」

即使如此,他和三位工會負責人還是相信,媒體機構成立工會,可以更好地爭取員工利益和新聞自由。蒙兆達認為,工會製造的輿論壓力或多或少會對資方產生作用,如果老闆漠視輿論,工會也可發起工業行動,作為議價籌碼。他強調,工會的重要性更在於為參與活動的成員提供保障:會員參與工會行動受《僱傭條例》和《職工會條例》保護,而且若僱主因工會活動對僱員作出阻撓、威脅或懲罰,則為刑事罪行,最高罰款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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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職工會聯盟總幹事蒙兆達分析,香港法律對工會的保障仍然很不健全。(圖片來源:楊英傑攝)

但明報工會主席郭慶輝坦言:「如果有人說,不會秋後算帳,我都不會相信。」他認為公司要跟員工算帳有很多方法,不一定直接用參與工會行動做理由。

蒙兆達也承認,現時的法例有很多漏洞,要證明僱主有歧視工會動機,責任在工會而不是資方的身上,所以個案很難成立。目前為止,香港只有兩宗歧視工會的個案被判成立。他進一步指出香港工會權利保障的另一個問題:沒有不公平解僱的條款,所以就算工會勝訴,被解僱的員工也沒有強制復職權,公司最多只是賠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