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雖然順利參展，但官方以煽動顛翻國家政權向應亮發出逮捕令，應亮從此「有家歸不得」。每年都靠香港的朋友幫他續辦簽證。他透露，曾經有海外機構為他提供政治避難，但應亮認為這樣做等於認輸而拒絕。「這是一個電影創作自由受到政府粗暴干涉的一件事情，去政治避難就是我認同政府加給我的罪名。」他稱自己的工作為「藝術維權」，所謂的「政治敏感」是官方單方面的定義，「獨立電影是一個政治概念，與自由度、權利有關的事情，你拍這個片可能是觸及到不可以說的事情，或者是你拍片沒有得到它（官方）認可的，那這電影在政治姿態、立場上已經是獨立電影，這可能是一個看上去有點簡單、粗暴甚至政治化的一個定義。」 堅持的代價除了有家歸不得，亦是失去了創作的靈感和題材。我們或會以為來到香港就相對享有較大的創作自由，但對應亮來說，創作空間卻是減少了。「本來的創作空間都在中國，之前的作品都是我在城市生活了很久，有很多生活經驗，這是我的根脈，他一刀就把它切斷了，對我來說是很突然和難受的。」過去的創作脈絡延續不下來，應亮暫不打算再創作，轉向籌備獨立電影節，讓獨立電影接觸更多群眾。
監控、恐嚇無所不在
同樣受官方嚴密監視的獨立電影人朱日坤現仍從事獨立電影拍攝工作，他在二零一一年年底開始自行拍攝電影，代表作《查房》曾獲「巴黎真實電影節」特別提名獎，電影記述了朱日坤一次在賓館被公安敲門「查房」，無理盤問的經歷。 他現正拍攝的紀錄片題材為困擾大量礦場工人的塵肺病（亦稱黑肺病），但在四川拍攝時受到政府阻撓。他憶述當日在山區裡被一大群公安和維穩部門的人包圍，要求他刪除影片才能離開，雙方對峙到凌晨，朱日坤最後迫不得已下只能遵從指令刪除影片。由於拍攝的作品多圍繞社會話題和維權，公安每個月都會與朱日坤「談話」，警告他絕不能拍攝一些反政府或敏感題材如西藏問題 ，不久前，朱日坤更察覺有人一直站在家門口監視他，每當他出門就撥電話向上頭匯報，然後旋即有人來電詢問行蹤。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二十天，不單他本人深受滋擾，亦令其家人不安，但他越困難卻越堅持，「不止我自己，大家都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