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死啦，出去玩，出去攪事！傷口還痛不痛啊？我幫你檢查檢查？」懲教人員一邊冷語嘲諷因反修例運動而被還押壁屋懲教所的Dickson（化名），一邊暗暗用力按壓Dickson在被捕時留下的傷痕和腫瘀。
儘管之後傷口持續疼痛幾個小時，連上下樓梯都有困難，Dickson亦不敢反抗，現時已被判無罪的他無奈地解釋：「（當時）我是還押犯，不能還手，只能笑笑口帶過。」但厄運未有因而停止，被關押首個月，他的囚室近乎每日都有懲教人員到訪，「關懷」他的傷勢。儘管三月時Dickson已完成審訊出獄，但住在懲教所三個月的經歷，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陰影。
記者｜莫浩廷 編輯｜盧文樂 攝影｜莫浩廷 盧文樂
未滿21歲而被判還押或入獄的男性，不少會被判入壁屋懲教所，Dickson當時因不准保釋，故被還押在內。在監房內，每天的時間表早已被安排好，每次轉移位置時，例如從日間活動室回到囚倉後，囚犯都需向職員報到。Dickson第一次見懲教助理禤雅達時，禤雅達便向他表明自己過去曾任職警察，更開宗明義稱自己的政治立埸是「藍色」。
未幾，禤雅達拿起Dickson的資料卡，資料卡上列明他的入獄資料、囚犯編號及被控罪名，質問Dickson因何事入獄。當Dickson如實指自己因社會事件被捕後，禢便隨即摑他一耳光，Dickson說：「他一巴掌打下來，很響的」。其後再不斷粗聲吆喝，大罵Dickson是「暴動仔」和「曱甴」，禤又表示自己的老婆也是警察，反問「你做『暴動仔』，是否要打死她」，期間更不時動武，「責罵之間，又會多加幾巴掌、幾腳」，這種情況在兩星期後才稍有改善。
在懲教所逗留一段日子後，Dickson認識了其他同因社會運動被捕的在囚者，綜合各人經歷，他發現這樣的經歷並不只發生在自己身上。每當有新來的政治犯，禤雅達便會問他進來還押的原因，知道和社會運動有關，就把他拖到閉路電視拍攝不到的死角位，對他又打又罵，許多政治犯都經歷過的這樣的「洗禮」。Dickson認為，禤欺壓在囚政治犯，明顯是因為政治立場。
Dickson在還押的第一個月，更有另外數名保安組人員幾乎每日都會故意去觸碰Dickson的傷患，並出言嘲諷；有些職員只要心情不好，就會打一些新來的犯人來出氣，例如用力壓肋骨位置、用手肘大力壓在脊骨上（俗稱「食雞翼」）等。Dickson形容，職員虐待在囚人士的畫面，與電影《同囚》描述的監獄情況一模一樣。
探訪過程受監視 無法坦露心聲
種種暴力對待維持了一個月左右，加上步操和體能鍛鍊，令Dickson身心承受著龐大的壓力。起初，他更因不熟悉監獄內的一些術語，例如是懲罰時說的「找板」，即以間尺打手掌，導致他未能即時依指示伸出手掌，最終被加重懲罰。對他來說，三個多月的還押期絕不好過，能夠「坐定定」已是種奢侈。身邊人的支持，成為了支撐他熬過這段日子的安慰劑：
「家人來探望我，手足在這裏一起聊天，還有議員探訪、有人寄信，轉移一下注意力，又沒這麼大壓力了。」
即使親友會來探訪，亦不代表他可以暢所欲言。探訪前，負責監獄治安的保安組職員會先找還押人士「聊天」，並直言會監聽對話內容，警告他們不要將監房內發生的事告訴探訪者，更恐嚇稱「如果你亂說話，我們會要你『找數』」。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政府人員等亦可以公務理由申請探訪，期間，職員雖然只能在外面監察，不過房間回音大，門外亦能窺聽到傾談內容，有時職員甚至會毫不避諱地坐在門外，監察房間情況。由於探訪過程受監視，每當家人或朋友問及獄內情況時，他都只能草草帶過，不敢吐露心聲，更遑論提出自己在懲教所內被針對。
政治犯遭針對 唱《榮光》被掌摑
在2月的一個晚上，Tom（化名）與其他同因參與運動而被還押在壁屋懲教所的人，唱起反修例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翌日，當他們如往常到活動室進行日間活動時，懲教職員禤雅達卻叫來所有同層的政治犯，要求他們蹲著走到閉路電視未能拍攝的樓梯暗角位，並掌摑他們。當禤掌摑累了之後，更要其他人自摑一巴，其後再威脅他們指：「我知道你家人的地址，不要將這件事說出去。」
雖然獄中有守則列明，還押人士不准喧嘩和唱歌等，但Tom指出，平日其他在囚人士經常都會在倉內高唱流行曲，一直都沒有人理會。唯獨是《願榮光歸香港》挑動了懲教職員的神經，為政治犯招來一頓暴打。自此之後，這首歌變成了獄中的禁忌。
在獄中受到的虐打和不公對待，令Tom感受到懲教制度的扭曲：
「懲教只是賦予他（職員）監管犯人的權力，沒有賦予他打犯人的權力。」
最後，在還押近三個月後，Tom最終被判無罪釋放，2020年5月便聯同關注囚權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記者會公開申訴，望事件能得到關注。
牆外指控 牆內受罰
Tom的記者會引來廣泛迴響，同時亦再挑起部分懲教人員的神經。2019年10月起開始被還押於壁屋懲教所的Vincent（化名）指，在其他已完成審訊並出獄的囚友召開記者會控訴懲教署後，當時仍未出獄、同因唱《願榮光歸香港》而被打的他，再次受到針對。Vincent指，記者會後，針對他的檢查變得更頻密，「正常是一個月搜一次，但這件事後，他（職員）幾乎日日都來」。
Vincent補充，因每名還押人士都可從外界收到零食和生活用品，所以囚友之間時常會交換這些用品，即使規則上列明不准擁有不屬於自己的物品，但職員一向都不作理會。但自記者會後，除了檢查次數變得頻繁，職員也更嚴格地執行檢查，其後便以違反規則為由懲罰他，包括把他單獨囚禁三次，最長的一次更達八天。單獨囚禁在獄中俗稱為「鎖」，對在囚人士來說是最痛苦的事。Vincent憶述，被「鎖」的日子，因為連續數天只能在小囚倉裏來回踱步，累了就躺下，陪伴他的就只有床、馬桶和昆蟲，沒有囚友，也沒有娛樂。Vincent形容，被困在單獨囚室的日子是最難捱的日子：「真的鎖到『癲癲地』」。
Vincent在懲教所度過近八個月，當中包括定罪後約一個月的判刑，算是在獄中待了較長時間的青少年犯，他承認，現時的懲教制度有助管理「古惑仔」等較不守規矩的人，但他實在不明白為何要如此嚴苛，特別是以「打」來對待在囚人士：
「懲教署的『懲』佔了百份之99，『教』只有一個百分點。為甚麼不可以用『教』，一定要用『懲』呢？」
身為過來人，他希望懲教所的目標是教育和改變年輕人，而非單純懲罰他們。
在囚者表示 監獄內報復風氣盛
儘管懲教署設有多種投訴機制，但三名在牢獄中吃盡苦頭的受訪者，從未想過要在懲教所中投訴。Dickson指，投訴表格放在值日官桌上，一旦有人嘗試接近，即會被職員叫停質問。加上監獄內報復風氣盛，投訴過後最終只會自找苦頭，例如被要求進行體能訓練、罰抄甚至單獨囚禁等：「他們已經製造了一個風氣，一旦你投訴就會將你『打鑊甘』，所以你不會去做的」。
Tom又補充，懲教所內的投訴機制可謂「公開透明」，所有投訴均會公開顯示投訴人的姓名。同時，懲教人員慣於使用連坐法懲處在囚人士，只要有一個還押人士作出懲教人員不認可的行為，就會直接連累同一個囚室內的所有人。Tom歎道：「在這兩種壓力之下，基本上所有申訴機制都是一個擺設，不會有用。」
政治犯在羈留所中的情況，多次經網絡或傳媒廣泛報道，令不少懲教職員較為忌憚，但Tom指出，懲教職員仍會使用不留傷痕的方法虐打政治犯；就算犯人身上留有傷痕，也會被要求簽署文件，證明傷痕「與懲教署無關」，最終還押人士也無從拿出證據投訴。
懲教署冷處理投訴
關注獄政議題的立法會前社會福利界議員邵家臻表示，多年以來，一直以立法會議員和社工的身分，向懲教署投訴在囚人士待遇的問題，惟署方從沒有正面回應對監獄的指控，只有在收到投訴行動上收斂一下，不久後又故態復萌，而懲教署職員團體更發聲明，指他們企圖抹黑懲教人員，這種應對方式他已見怪不怪：「由我們2017年關心這個題目到現在，我們都司空見慣了，懲教署要不就很defensive（維護自己），要不就冷處理。」
邵家臻提到，監獄裡面，以未成年懲教設施內的待遇最為惡劣。由於懲教署認為年輕犯人不懂做人處世，又有更多精力反抗，為妥善管理他們，職員便採取高壓方法，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他又指，雖然如今監獄內裝設更多閉路電視，但總有拍攝不到的「死角位」，而且犯人難以查閱閉路電視紀錄，署方又能以機件故障或紀錄已經刪除為由，不予提供，最終只能協助署方指證在囚人士犯錯，是懲教署「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
他亦提到只要在囚人士透過會面或信件與議員聯絡，都會惹來懲教職員的「慰問」：
「你寫（信）給議員就是『督灰』，難道是讚賞嗎？每一封信本身就是投訴這兩個字。」
根據懲教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9月，署方接收到的投訴個案高達564宗，比去2019年的總計數字多出60宗。有受害者召開記者會公開指控禤雅達後，有傳媒曾向懲教署查詢有關投訴，署方當時指正跟進相關調查。
《大學線》再次去信懲教署查詢有關調查進展，惟署方並無就此回應，僅引述早前就「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疑被同一懲教助理禤雅達體罰的澄清聲明，提到黃之鋒並非首次在沒有提供實質證據下，攻擊相關懲教人員，懲教署會嚴正處理事件，已轉交其他執法部門跟進。署方重申，會一視同仁管理所有在囚人士，不會因背景及種族等而有所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