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撐起半邊天
曾加入黑幫的少數族裔青年，除了Jeff，還有他昔日的黑幫「大佬」Khan Khalid Mohmood（KK）。31歲的KK和Jeff從幼稚園開始已是朋友。KK中二時加入黑社會，中四輟學，高峰期時有50多名手下，Jeff也是被他招攬加入黑社會。
KK來自巴基斯坦裔單親家庭，家裏有六兄弟姊妹，僅靠父親一人做保安工作養家，生活艱難。他身為長子，眼見自己不懂中文，只能從事苦力、地盤等低收入工作，於是加入黑社會，還兼職代客泊車，希望賺錢幫補家計。
2005年，當時21歲的KK在酒吧被警察要求查看身分證：「警察叫我做阿差，我不喜歡，就發生爭執。」他強調自己沒有動手，卻被警察控告襲警，結果被判監二十日。「他們冤枉我，我怎麼可能動手？他們是政府我是普通人！誰會這麼傻？」
兩個月後，KK遇上同一班警察，他說自己只是和警察吵架，沒有動手，但又再被控襲警。他心有不甘，借了11萬來打官司。雖然他已有一次襲警案底，勝算極低，但仍然堅拒認罪：「我沒有做過，如果認罪，我抬不起頭做人。」社工Fermi見過很多少數族裔在相似情況下被控襲警，他們沒錢打官司只好認罪，因認罪可獲減刑。雖然KK最後被判監四個月，但他已盡力去捍衛尊嚴和公義，令Fermi非常感動。
金盆洗手做好人
KK嘗過牢獄之苦，不願再接斬人、群毆等工作，也厭倦做「大佬」。加上正準備結婚，一向重視家庭的他決定金盆洗手，不但戒酒，也毅然換電話號碼，減少與幫內人接觸。
虛耗了七年的少年光陰，KK很後悔：「如果可以再選一次，我一定不會加入黑社會，覺得自己當初很傻。」改邪歸正後，他做過地盤、泊車等工作，其後更創業，開展手機買賣生意。現時，他已是兩間手機店的店主，一間在觀塘，一間在非洲迦納。
如今已31歲的KK有三個兒子，他相信只要讓年輕人多參與活動，讓他們從多角度認識社會，他們就不會加入黑幫。因此，他經常和兒子一起做義工，並希望兒子能努力讀書、學好中文，不要重蹈他的覆轍。
被忽視的一群
Fermi自1998年起擔任外展社工，一般外展社工只服務華裔青年，她卻願意接觸少數族裔。那時她來到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發現有大批少數族裔邊青在球場內打架和吸毒，令她決心重整球場風氣，舉辦名為「融樂盃」的足球比賽，希望他們將精力投放於發展興趣上。熱愛足球的Jeff當時也是「融樂盃」的參賽者。
「我跟Jeff和KK很要好，看著他們長大，他們就像我的弟弟。」她認識Jeff和KK時，兩人都只是十來歲的少年。他們犯錯時，她會氣得想大罵他們；他們身陷囹圄時，她又會挺身而出。在她眼中，即使他們曾入黑幫，本性其實不是太壞，KK性格甚至是「純品」。
當年Fermi幫助少數族裔邊青，得不到同事認同。曾有社工對她說: 「之前都沒那麼多少數族裔，你一來到就有了。」她帶少數族裔青年回機構時，亦有社工嫌棄他們又臭又吵。可是，Fermi繼續輔導他們，因此被指責破壞團隊精神，最後被機構辭退。Fermi服務少數族裔的決心卻沒有動搖，她後來於2001年成立融樂會，推行少數族裔政策倡議工作，嘗試透過改變制度去幫助他們。
直到今天，香港仍非常缺乏服務少數族裔邊青的外展社工，即使她已退休，還會經常收到社會福利署和感化官的個案轉介。她指社工對華裔和少數族裔應一視同仁，關懷可助跨越語言障礙。
Fermi指，少數族裔容易加入黑社會是制度性的問題。少數族裔被教育制度邊緣化，以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為例，起初不取錄少數族裔學生，Fermi於是籌了一百萬元，在2004至2006年期間向IVE「買班」。最終因第一班少數族裔學生成績優異，IVE才開放學位予少數族裔。在香港這個華人主導的社會中，支援少數族裔的教學配套和共融政策依然遠遠不夠。正如Jeff所說：「我們的路比華人的路更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