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這番說話，與袁國強同期投身法律界的石永泰有何感受？停頓良久，他才緩緩道出：「中國人有句話叫『誅心』（即揭露和指責別人的用心），我不會去想別人是否做了衰人，但市民自有公論，大家有眼可見。」他又笑稱：「我不是袁司長肚裡的迴蟲，不知他撰寫演辭時有甚麼掣肘，但我的約束是少一點。」
他覺得，袁國強所處的位置不容他說一些較「激」的話，袁作為政府官員，與他作為獨立的大律師相比，兩人的出發點和著眼點並不一樣。袁國強可能是指佔領運動中有人違法等等，但石永泰認為法治的內涵不只要求人民守法，人民爭取改變不公義的法律，同樣能彰顯法治精神。
至於應否用違法的手段去達致法治，他認為這極具爭議：「說話不能『講得太死』，我的演辭的焦點並非在於百分之百的定義，我只是指出政府對市民表達的訊息應該是平衡的：如果政府只不斷強調守法那一面，會令人感覺法治的另一方面被忽略。」
去年六月，中央政府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將法官及司法人員界定為「治港者」，更需具備「愛國」這條件，這大大衝擊香港的司法獨立，有「三權合作」之嫌。法律界隨即發起黑衣遊行表示不滿，石永泰並沒有出席。
記者追問原因，他說：「問我為甚麼沒去，意指我應該去，要交代為何沒去？」他認為遊行不是唯一表達立場的方法，更笑言很多集體參與的政治活動都被「騎劫」，「常有『搭單』多喊一句口號的情況」，令他不甚滿意。他強調，大律師公會在白皮書發布後翌日立刻發出聲明，指白皮書讓人誤解法院為政府的一部分、互相配合，這絕對不是香港法院的行事方式。然而，他認為作為專業團體的領導，即使大家有共同的理念，亦應與政治團體和相關活動劃清界線，免得將來就任何議題發表言論時，被大眾以為大律師公會與個別政治人物或團體有交情，而質疑其發言動機。
籲年輕人莫妄自菲薄
有人認為香港的法治已經無法保障市民，故此他們要「抗爭」，即使有損法治亦在所不惜。石永泰認為這種想法比較消極：「社運人士和政客想製造一個時勢去凝聚民眾，營造危機感，就指香港法治受壓。」他解釋，香港人看法治，會覺得千瘡百孔；但在外國人眼中，香港的法治傳統和司法系統是健全和頂尖的。「我們（大律師公會）也認為，人大的8‧31決定的確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和政治權利。但我們強調的是，一邊（人大）做了損害權利的事，不等於另一邊就要『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談到對法治的看法，當年他面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未明，他堅持讀法律只憑一個字：「信」。「當時還未有中英聯合聲明，大家講個信字。我信。」追問原因，他回答：「無法解，只是感覺。我去年的演講辭最後三個字是keep the faith（堅守信念）。」八十年代，石永泰見證著香港的輝煌時期，叫他難忘的是充滿創意和自信的香港人。至今，石永泰對香港人和中央政府仍然有信心：「當然程度高低就另計，但我仍是會繼續叫大家去keep的。」他笑了笑，表明自己不會明言信心的高低，留待大家揣摩。
看到年輕人關心社會，甚至以行動表達意見，他認為行動值得鼓勵。雖然如此，仍有不少人留在家中作鍵盤戰士，被指是一味靠罵、紙上談兵。石永泰卻認為是否只懂罵，不是關鍵所在。他覺得各人都有不同的出發點。站出來的和打鍵盤的，都有可能不了解發生什麼事。他指出，任何群體運動總有這些情況出現，他不會因為某些人湊熱鬧而抹殺整體、有心人的熱誠：「當然仔細地看，有些訊息是很有見地的，有些則令人啼笑皆非，但That’s life！這正是自由的社會，有人說這，有人說那，如果沒有人說話才有問題，或者全部都是五毛，『咁咪死囉』？」
不過，他始終對香港的社會環境有信心。他解釋：「有時大家會覺得被人所謂『壓上門』，但我們其實有很多文明的手法告訴別人：『Look at us（看看我們），我們不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香港仍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同化和影響內地，令到內地與國際接軌。他覺得香港有很強的軟實力展示給世界和內地看。
近年多了聲音指香港不如從前，與內地無法可比，他強調：「這些是capital（大楷）、bold（粗體）、underline（底線）的廢話。」他指這麽多人『仆到嚟』香港購物是有原因的。香港擁有公信力，這是長年累月來以法律制度、人文質素和公德心建立。這難以用三言兩語教他人如何建立或用金錢買公信力。他認為面對內地旅客，作為東道主的應有禮接待他人；當有人搞事或大吵大鬧亦可當面指正。他寄語年輕人不宜妄自菲薄，要以正面態度去思考。除此之外更要不卑不亢，利用香港的特質和存在價值發展：「更可影響內地朋友，讓他們了解『有錢唔係大晒』，『一朝得志亦不能語無倫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