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5日起，法國開始了連續近兩個月的歷史性全國大罷工，以抗議政府就退休金制度的一連串改革。罷工首日一共有約140萬人參與，全國火車大面積停駛、無數航班取消、巴黎公共交通停擺、學校停課。這個法國25年來最大型的一次罷工，最後在2020年一月末以政府作出部份讓步而逐漸平息。
法國素有「罷工大國」之名，在歐洲各國中長居每年罷工天數最多的頭一二位。即使社會交通陷入大停擺，罷工後期仍有超過六成法國民眾理解本次罷工。相比之下，香港近月來的社會運動中屢次發起「大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均無疾而終，被嘲為「香港人太鍾意返工」；那麼法國罷工風氣之強盛，又是否單純因為「法國人沒那麼喜愛上班」呢？
記者│鄧捷 編輯│朱令筠 攝影│鄧捷
（筆者鄧捷，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年級學生，現於法國巴黎政治學院作交流。）
在巴黎近郊的市政府工作的公務員Sophia Bouferrou，是響應法國各大工會聯合發起的罷工者之一，她從罷工首日開始每星期罷工一天，一直堅持至工會宣布罷工結束。她工作的部門內亦有不少同事一同參與，罷工行為更得到立場左傾（傾向保留原有社福制度）的上司理解。
公務員往往被要求「政治中立」，在香港成為迷思之一；但在法國，這顯然並不代表公務員不能對政府施政提出抗議。作為受薪階層，他們同樣有權行使法國憲法賦予的罷工權。Sophia指出，公務員是「鐵飯碗」，升遷穩定；加上政府內部和公營機構上下員工往往傾向支持或理解罷工行為，因此公務員罷工者無懼為爭取權益而行動。相反，私營機構的上司有機會以種種藉口對罷工者「秋後算賬」，令不少員工對罷工卻步。
工會發展成熟 保障罷工權
叫香港打工一族羨慕的是，罷工工人在法國受周全的保障，可以減少後顧之憂。法國憲法列明罷工為公民基本權利，相關法例亦比香港成熟及完善。在私營企業，只需要兩名員工或以上即可自行發起罷工，亦無需提前告知僱主；而公營企業或部門內，罷工則須由工會發起，需於五天前通知領導層，並於罷工開始前與其談判。員工享有免解僱權，原則上僱主不能因員工罷工對其進行任何形式的處罰。唯部份公營部門員工不可罷工，包括提供緊急服務的警員或醫護人員、軍人、法官、懲教人員等。
另外，法國工會強大的組織能力與影響力亦是罷工運動發展成熟的原因之一。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法國罷工史的學者Samuel Hayat指出，法國勞資雙方角力的歷史悠久，工會對於組織工人運動駕輕就熟。現時法國一共有五大工會和不同較小的工會，這次大罷工正是由各大工會聯合發起。工會協助政府執行不少社會福利政策，如退休金、醫療保障等，因此在社會經濟及福利制度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影響力巨大。
Samuel指出，外界對於工會有「總是與政府對著幹」的印象，其實是因為法國工會獨立於政黨之外，無權參與政治決策，因此往往在體制外以各種方式與執政者斡旋；加上法國政府權力集中，總統手攬巨大權力，而今屆總統馬克龍作風強硬，工會與政府超過一年談判不果後，於是發起這次聯合界別的無限期罷工。
近年法國政府為了挽救疲弱經濟，多番嘗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變相削減工人現時享有的福利，因此罷工頻生。在罷工行動中，工會除了擔當領導、組織及與政府談判的角色外，亦會協助因罷工失去收入而出現財政困難的會員，向其發放資助。雖然近年法國社會開始出現反對「大台」的聲音，民眾漸不信任工會領袖；但工會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依然強大，在組織罷工運動中亦有其重要性。
罷工權益 深植人心
除此以外，法國民眾對爭取應有權利的意識相當高，普遍從小就被培養相關概念。就讀大學最後一學年的David Lauribe回憶，他從小學起就被反覆教育有關法國大革命等歷史，雖然有過度光榮化這段歷史之嫌，但亦無形中令「主權在民」、「人民有義務反抗當權者以捍衛應有權益」等理念深植民心。而Sophia的母親則是教授勞工法的教師，父母更從小帶她去參與罷工遊行，耳濡目染下她很早就對社會運動產生興趣。
「如果有人在法國告訴你他反對罷工抗爭，那他一定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國人！」
罷工無可避免會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尤其公共交通罷工；例如筆者便曾須走路逾一個小時上學，一些住得較偏遠的同學更完全無法前來上學。時值學期末，筆者所讀的大學期末考試亦須安排延期或改為線上考核。由於公共交通貧乏，巴黎路面交通亦極為擠塞，共享單車、踏板車等於上下班時段更被搶借一空。值得一提的是，罷工的行政、溝通安排有時頗為混亂，例如筆者便曾於登上火車後才收到火車只會駛至某個中途車站的通知，結果須於某小鎮空等兩小時才盼到接駁巴士到達。但觀乎街上行人大都神色無異，或低頭默默等待那可能會來、也可能永遠不會來的巴士，似乎對罷工已習以為常。為了爭取權益，唯有忍受生活不便，似乎已成為民眾共識。David笑言，沒有公交，便多騎單車、多走路吧。
至於香港社會一些「罷工破壞經濟」等論調，Samuel指出，法國民眾一般認為即使經濟受罷工影響，責任源頭應在於政府而非罷工者。David亦有類似看法：「在法國，人們可能會對罷工諸多抱怨，但沒有人會說罷工是不對的。」無論是否支持罷工背後的目的，法國民眾必然擁護罷工是國民的基本權利。他笑言：「如果有人在法國告訴你他反對罷工抗爭，那他一定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國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亦有一些醫護人員為了改善惡劣工作環境而參與罷工。David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他指出在法國，醫護人員同樣面對醫院負荷超重、政府縮減開支等問題。然而基於道德責任，醫護人員唯有一邊在胸前掛上「罷工」的名牌，一邊工作。這次罷工中，一些忍無可忍的醫護人員便宣告停止行政工作，以逼使政府正視問題。
罷工背後 隱含問題多
香港的抗爭者也許對於法國罷工的浩大聲勢投以艷羨目光，然而也無需對其過度理想化。事實上法國的罷工者本身亦面對種種問題：即使憲法保障免解僱權，實際上私營機構員工往往要面對僱主以其他原因「秋後算賬」（例如影響升遷機會）等隱形風險，因此罷工參與者絕大部分僅為公營機構或部門的員工。私營機構員工寧願被動等待自己因交通罷駛而「被罷工」，令罷工威力大減。另外，David形容罷工作為「和理非的最後手段」，卻漸淪為與政府談判、罷工、再談判的一場「Classical Political Ballet」（政治芭蕾舞表演），法國人開始對罷工運動感到麻木，亦認為無甚效用，因此有人開始追求更激進、暴力的手段來抗爭。
法國社會裏，罷工者最常受到的批評是「懶惰」、「不願上班」，Sophia對此十分氣憤。事實上，罷工者少上班一天就少一天收入，每天罷工的基層鐵路工人更無疑是「手停口停」，Sophia形容罷工基本上是一場「與政府鬥消耗身家的殘酷拉鋸戰」。她認為自己和其他罷工者是為整個社會的利益而犧牲，卻反受到指責——套用香港用語來說的話，是慘變「condom」（避孕套、用完即棄）了。
罷工曠日持久，參與人數、支持度均隨著時間而下跌，最終政府只作出部分讓步。就運動結果而言，在很多抗爭者眼中並算不上成功。一開始與Sophia一同罷工的同事後來均逐漸退出，到最後只剩下Sophia一個。她的同事認為馬克龍政府作風強硬，參與人數亦不足以令政府屈服，罷工效用不大，因此沒再堅持下去。但Sophia直言，即使她一開始也心知成功機會渺茫，但「應做的事還是要去做」。她認為政府正一點一滴地蠶食人民的利益，但她相信每一次運動的努力疊加起來，終會有扭轉局勢、「革命成功」的一天，一如法國當年那場光榮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