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國編劇工會（WGA）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待遇，是近大半世紀以來，演員和編劇首次聯合罷工，導致不少影視劇集製作停頓。回望香港，近年編劇行業亦屢次出現低薪、拖欠薪酬、欠署名權等爭議。行業生態不理想，本港編劇的議價能力相當薄弱，新晉編劇情況尤甚。他們在幕後默默耕耘，卻未得應有回報。
港產片近年有復甦跡象，多部港產電影或劇集的成績耀眼。但在光鮮璀璨的銀幕後，編劇們的掙扎卻鮮為人知。
記者｜黃浩俊 編輯｜賴卓盈 攝影｜賴卓盈
現時編劇界主要有兩個組織，一是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由較資深的編劇組成，規模較大。另一則是主要由一群新晉編劇組成，主要負責為同行追討權益的香港編劇權益聯盟（下稱聯盟）。
聯盟曾於2020年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影視編劇薪酬調查問卷，發現35位參與調查的香港編劇中，近半平均每月薪酬不足一萬元，逾八成人從事編劇工作的同時，必須兼任其他工作以維持生計。
香港編劇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電視台或電影公司全職編劇，收入較穩定；二是自由身編劇，需與不同資方、導演或監製合作，因此較易遇人不淑，捲入勞資糾紛。《金都》、《填詞L》編劇及導演黃綺琳原是HKTV全職編劇，至2013年該電視台不獲發牌，她投身自由身編劇工作，始面對種種權益問題。
付出收穫不成正比 打幾份工以維持生計
低薪就是其一。黃綺琳憶述，轉為自由身編劇初年，因未有代表作，製作單位往往不相信她一個人可以處理整個項目，多僱用她為編劇助理，工作內容包括資料搜集、與主筆編劇開會商討劇本等等，惟薪酬極低。她曾接下一個項目，每星期有四至五天都要由新界過海與主筆編劇開會，工作期長達幾個月，薪酬只有5000元，有時幸運可額外獲車馬費，有時則沒有。
為了維生，她同時接下多份工作：一邊做編劇助理，一邊幫其他導演開展新項目，甚至接下一些拍攝工作。主筆編劇見狀，便跟她說：「你難得有機會跟我們這些一線電影人合作，你就把握機會專心做我們這邊，否則窮忙十年都只會好像你現在的狀態，只是接工作，不是創作人。」她對此感到無奈，坦言此行業普遍低薪且不穩定，新入行的編劇低薪情況更加嚴重。直到2017年，黃綺琳加入藝人林保怡的公司擔任內部編劇，有較穩定收入，她才結束這種打幾份工的情況。
常「食無米粥」 編劇無償開工的困境
一般而言，自由身編劇有兩種工作機會。第一種是編劇創作了故事大綱或劇本，自行向製作方或片商推銷。另一種則是導演或監製有一個意念，再物色編劇就該意念撰寫故事大綱，繼而游說公司老闆投資。無論哪種方式，大綱要得到投資者認可後，項目才可繼續開展。
黃綺琳指，有時導演想出一個初步的故事，便找她寫成大綱，為了成功說服老闆投資，需要經常與導演開會，再寫出短則幾千，長則萬字的大綱。若要寫出萬字篇幅的大綱，一般耗時約一個月。但若投資者對大綱不感興趣，導演不獲投資，她付出的心血也就付諸流水，分文不得。行內稱這些情況是「無米粥」。
「導演會跟你說：『我也沒收到錢，憑甚麼要給錢編劇？』」
入行初期，黃綺琳常擔心接不到工作，於是任何人找她寫大綱，她都答應下來，也有四五次「食無米粥」的經歷。她當時抱持一種心態：如果這部戲做得下去，到時找我做編劇，就會有收入吧。但現實卻非如此，有時大綱通過了，電影開拍了，導演或監製卻另覓更資深，或者更合得來的編劇合作，未必聘用撰寫故事大綱的編劇。寫大網的費用，自然也收不到。經歷過幾次「食無米粥」，之後見到同一個人再找自己合作，黃綺琳便懂得拒絕。
項目忽煞停 徒勞無功
入行超過二十年，電影《美人魚》、《西遊伏妖篇》的編劇李思臻也經常免費寫故事大綱，尤其是入行頭幾年。有時他與導演或監製開過會，寫了五六個不同的故事大綱，才有一個能開展下去。有時交了故事大綱，項目卻沒了下文，不獲出糧。他理解部份編劇在沒有薪金的情況下開工，或會因此感到吃虧，惟他也明白公司未了解編劇文筆及能力，難以一開始就支付薪金。故他態度較淡然，視這些經歷為鍛鍊機會。
故事大綱只是第一步，若大綱得到肯定，編劇接下來便要先後遞交分場、完整劇本、修改稿等，然後根據呈交的文件分期領薪。據李思臻了解，現時製作費為1000萬元以下的香港電影，編劇費約為10至20萬元；製作費為1000萬元以上的，編劇費約為30至40萬元，若是資深的編劇，則80至150萬元也有可能。如編劇有額外聘請編劇助理，則再自行支薪予他們。
李思臻亦有與內地公司合作，製作費較高，編劇費亦會高一些，可收到過百萬的薪酬。然而，若項目中途煞停，編劇隨時無法收取酬勞。
他指，他曾不下十次試過呈交分場等文件後，電影卻忽然煞停，原因千奇百怪——投資者放棄投資、演員沒有檔期、題材忽然被禁，甚至老闆賭博輸錢使項目無以為繼都試過。有時李思臻已寫好大半劇本，項目卻無疾而終，更無法收足應有的薪酬。他指，自己因項目煞停而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萬，直言「差不多夠付首期」，但深知難以追討，合約亦不會列明對編劇的保障，只能無奈接受，「這就是編劇的行業生態，存在太多變數。」
李思臻表示，一般規模較大的電影公司，資金相對穩定，較少機會出問題。不過他認為，初入行的編劇未必結識到大監製、大導演，多數只能與小型製作公司合作，較大機會遇到這些情況。李思臻坦言他較為幸運，早年因受行內某監製賞識而成為編劇，多為同一電影公司工作，較少面對上述問題。惟入行兩三年後，漸漸有其他公司找他合作，始出現種種問題。他形容：
「像我這樣不喜歡替人打工的，就會出去闖蕩江湖，那就難免損手爛腳，你要學會盡量保護自己。」
在行內打滾多年，李思臻亦總結出一些保護自己的方法。他現時與人合作，會在合約寫明每逾期支薪一日，對方須向他賠償未付費用的0.3%至1%，並註明收到當期費用後才開展下一期工作。
銀幕後默默耕耘 付出難被看見
ViuTV劇集《IT狗》編審李卓風現為自由身編劇，他也曾遇過多次項目無疾而終的情況，尤其是未有名氣，或與內地公司交涉的時候。「例如有時大綱通過了，分場卻沒過；分場過了，正稿卻沒過。」他說，「通常改著改著，整個項目就沒了。」項目不了了之的原因各異，李卓風舉例，很多時候編劇在修改劇本的同時，題材就已悄然過時，不能繼續。他認為，這一行就是如此，與其說是權益爭議，他傾向認為這是編劇需面對的心理壓力。
李卓風指，金錢回報固然重要，但對許多編劇而言，觀眾的認可才是他們最重視的回報。無奈的是，觀眾往往將注意力聚焦幕前，在核心主創崗位中，編劇所獲的認同往往不及演員和導演。「回報當然不止錢，如果錢不多，掌聲又比不上其他崗位時，心理上會難受一些。」
說到編劇，外界的關注點往往落在行業的不公，以及種種剝削悲歌上。李卓風知道行內雖存在某些爭議，但他並不希望這行給人的印象只有「被走數」、「被拖糧」、「被剝削」的弱勢社群。他始終希望，編劇能以其專業價值被看見。近年有不少與電影攝影和美術有關的展覽，推廣這些崗位的專業與藝術，他希望編劇一行也有這樣的文化活動，著眼編劇敘事的技巧、人物塑造的藝術。
港產影視商業主導 劇本角色次要
香港編劇的付出未受重視，或也與本地影視的製作模式有關。香港編劇權益聯盟成員阿茄認為，許多香港影視公司為追求利潤，在決定是否開展一個項目時，會先考慮項目的商業元素及資金，如某明星有沒有檔期、投資者對該題材是否感興趣，而非根據有沒有好的劇本。
他提及韓國的情況，指其影視工業推行編劇中心制度，編劇在影視崗位中地位崇高，對製作有較多話語權，薪酬可觀，導致韓國影視發展蓬勃。反觀香港，編劇的角色似乎較邊緣。
未簽合約先開工 拖欠薪酬難追討
除了地位上的落差，編劇還面對缺乏保障的問題。據阿茄觀察，行內仍有許多編劇在簽約前已經開始工作。部分受電視台外判的製作公司往往會以製作期限、演員檔期趕急為由，在未制定合約及未獲撥款的情況下，著編劇開始撰寫劇本，「許多編劇收入不穩定，又等錢開飯，捱了這麼久，就會什麼都先接下來。」到編劇追問薪酬及合約時，對方則再三推搪。他慨嘆：「有時拖了一年以上，對方最後出多少錢給你都只能接受了。」
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由2018年成立至今，收過多宗有關欠薪等爭議的求助，求助的多是新晉編劇。阿茄指，由今年初至今，聯盟共收過兩至三宗求助個案。但他知道，行內還有許多隱藏個案，有些事主因擔心影響工作機會，故不會追究。阿茄坦言對行業感到失望，甚至曾勸剛畢業的學生不要以寫劇本為生。
「待遇不好，保障也沒有，好多時候，你只能做一個廉價勞工，停留在『搵飯食』的階段。」
為改善行業生態，聯盟主張編劇收取「開筆費」：編劇在真正下筆前，進行資料蒐集、開會想故事時，已付出的勞力，應獲得相應費用。惟據阿茄觀察，行內情況並無因此好轉。「我們影響力始終有限，對公司而言，你不願意寫，那就找下一個來寫。」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變行內風氣談何容易？黃綺琳說，她也曾思考過與其他編劇組織類似工會的平台，惟她發現一些較資深的編劇都對「爭取權益」較敏感。「他們經歷種種苦難，終於走到現在有些名氣，就會覺得『你才華和地位都沒有，光顧著爭取權益，先把稿寫好再談開筆費吧！』」甚至有導演要黃綺琳介紹編劇時，會先問對方是不是聯盟成員。她也感到疑惑：「明明權益聯盟是打算保障編劇，但現在好像但凡跟聯盟走近一點，就會遭人避忌。」
阿茄也說，他時常聽到部分老一輩編劇對聯盟有所非議，尤其是對像他這樣較進取的成員。他指，有些年資較深的編劇，有時也擔任判頭角色，負責招攬其他編劇，故也會出現「編劇剝削編劇」的情況。「他們會用一些約定俗成的行規來壓榨你。『我做了幾十年，開會寫大綱一直都不用收錢，你憑甚麼收錢？』」
阿茄坦言，對改變行業風氣的希望不大，但不會因此放棄爭取。撇除行業環境，他認為，若要改變行內的問題，編劇自身對權益的意識亦相當重要。他希望編劇之間能建立資訊網，分享彼此的薪酬、待遇，提高市場透明度，讓其他編劇免受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