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書只要有1％的懷疑（違反《國安法》），都是下架比較安全。」前中學圖書館主任謝小姐仍清楚記得副校長對她說的話。《港區國安法》實施至今將近一年半，審查範圍由電影、新聞漸延至出版書籍。2020年7月，有報道揭發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將香港大學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等涉及本土或港獨政論的書籍下架，並屢次覆檢及下架黃之鋒、陳淑莊等政治人物的著作。消息一度引起公眾憂慮，形容香港已進入「禁書時代」。
公共圖書館走了第一步，中學圖書館亦紛紛跟隨。有中學設有校內國安小組，負責審視圖書館館藏；有前圖書館主任聽從學校指令，自製「禁書清單」，忍痛下架多達百多本館藏；亦有任職超過40年的圖書館主任呼籲教育局及康文署公開清單，好讓圖書館主任跟隨，他批評要圖書館主任自行判斷把哪些書籍下架，是推卸責任。
記者｜郭寶鴻 編輯｜郭海渝 攝影｜郭海渝
「早於第一宗新聞發現（公共圖書館）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下架覆檢時，我便把該書（從學校圖書館中）下架了。」謝小姐坦言。自《港區國安法》於前年7月實施後，謝小姐任職中學成立了國安法委員會，專責審查校內的一切是否符合《國安法》。
直至去年2月，教育局發布《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指引，確切列明學校需確保校園內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包括圖書館藏書。同時，校方需在執行措施期間，向教育局提交獲學校管治機構通過的工作計劃及跟進報告。
謝小姐所屬中學隨即召開大會，校長與副校長在會中宣布，為確保校內書本沒有違反《國安法》，所有科目的科主任均需檢查其任教科目的書籍，並需為此負責。會後，有部分科主任向謝小姐說他們公務繁忙，望她能「幫幫手」處理。換言之，作為圖書館主任的謝小姐擁有學校館藏去向的決定權。謝小姐道出一句：「始終都是由我去做。」
沒明確指引 靠圖書館主任「專業判斷」
按學校的國安法委員會要求，謝小姐陸續將她認為或涉危害國家安全的書籍，從學校圖書館中下架及從館藏目錄中注銷，並於去年4月首次向校方提交注銷書單，以便他們填寫報告予教育局。由於教育局和校方並沒有提供官方「禁書清單」，謝小姐只能跟隨新聞報道公共圖書館的覆檢書單，將相關書籍下架。
除了傳媒報道的已下架書籍外，謝小姐會根據書本的作者、封面、名稱和內容判斷是否需要落架，有時只能靠封面和封底作決定。她明白此舉並不理想，但以當時圖書館館藏約18,000本來說，她一個人根本無法逐本細閱。
於是，謝小姐若懷疑書本提及反政府或港獨等敏感議題，有機會違反《國安法》，便會下架，及後注銷，例如陳雲、陳淑莊和黃之鋒撰寫的書籍、資深傳媒人區家麟寫有關「雨傘運動」的《傘聚》、《突破書誌》（Breakazine）出版有關「反修例運動」的《勇氣不滅》，就連紀念六四事件的詩歌合集《六四詩選》，她也決定下架。
「任何書只要有1％的懷疑（違反《國安法》），都是下架比較安全。」
謝小姐引述副校長曾對她說：「任何書只要有1％的懷疑（違反《國安法》），都是下架比較安全。」她指出，校方稱相信她的「專業判斷」，把下架書籍的決定權全交給她，這亦意味著若出現任何問題，責任亦歸她承擔。面對審查風氣不斷，謝小姐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萬一有書被人借去，然後被人點名，揭開某頁後問為何圖書館有這些書⋯⋯」她生怕如館藏涉違反《國安法》，不單是圖書館主任，甚至可能連累校方受指控，形容是活在恐懼當中。
除了下架書籍外，謝小姐同時在增購圖書館書籍時有所顧慮。一直以來，她若有新書想在學校圖書館上架，只需把新書籍的資料輸入電腦，進行登記，然後將印有書號的貼紙逐一貼在書脊位置，再按分類放上書架便可，惟《國安法》實施以後，她在增添館藏時卻會害怕買了「敏感」書籍：「買書的時候好自然會有一條紅線在心裏面。」有一次，有學生向她建議購入有關台灣民主發展的書籍，在學校圖書館上架，她認為議題「敏感」，只能支吾以對、向學生表示有困難，建議他到書局購買。
無奈下架書本 知識守護者的哀歌
對於愛書如命的謝小姐來說，下架書籍猶如切膚之痛：「我是一個扔書也會感到『肉痛』的人，除非那本書已經破爛不堪，否則也不會想拋棄。」面對《國安法》的威脅，她在離職前親手下架百多本印證歷史變遷的書籍，除了惋惜，更多的是難以言喻的心痛和憤怒：「所有（下架的）書都不捨得。」目睹中國和香港過去十多年社會變化的謝小姐反問，把書籍移除、故意遺忘這些歷史是否真的對國家發展有益處，她亦慨嘆，現在學校圖書館主任已失去其重要功能和使命——知識和歷史的守護者。
一切就像是逼學生愛國多於讓其分析後判斷。
在謝小姐的心目中，一所真正的圖書館理應是為同學提供正反兩面的資料，讓他們可以作出思考判斷及分析。現時圖書館有一部分館藏被抽起，剩下書籍的角度變得片面，本身育有一名小孩的謝小姐感嘆，一切就像是逼學生愛國多於讓其分析後判斷，深受影響的終歸是香港的下一代。
要自行下架書籍的不止有謝小姐一個，還有一眾圖書館主任。謝小姐透露，圖書館主任之間有一個約200人的即時通訊群組，群組內的成員均來自不同學校，時常會分享有關書籍下架的新聞，互相提醒。但由於現時沒有官方統一做法，因此她指每間學校所下架的數量、種類以至時間均不一。
無禁書名單 專業空間收窄
「你不可以因為一本書的存在，而去怪責圖書館主任。」圖書館主任職能關注組（下稱「關注組」）成員呂志剛說。自1979年開始，呂志剛便任職圖書館主任，至今已42年。現時，他在一間津貼中學任職圖書館及閱讀推廣顧問，對於教育局要求校方審視館藏以確保一切符合《國安法》，他認為圖書館主任是政策執行者，個人的想法不能影響政策的實行，故應遵從與配合，惟希望局方可以公開「禁書清單」。
呂志剛指出，關注組和其他學校圖書館主任，均曾透過電台訪問及教育局官員在場的典禮致辭等渠道，多次呼籲教育局及康文署公開清單，但當局一直都沒有回應，讓他感到無奈。他強調，學校作為一個整體，審查館藏以至下架敏感書籍理應是全體責任，校方以至辦學團體都應負上相應的責任，現時做法只是將一切決定和風險推給圖書館主任。
與謝小姐不同，把書籍下架的時候，呂志剛並沒有太大的掙扎，原因是他認為書籍下架對學生影響並不大。他笑指，學生們到訪學校圖書館借書，大多是為應付考試，在本身已不多人借書的圖書館中，考試、學科「雞精書」最受歡迎，其他書籍甚少有同學借閱。他更補充指，現時的學生很聰明，懂得在網上尋找適合書籍，加上兩年前的社會風氣，愈是要把圖書下架，學生只會愈想知道那些書籍的內容，難以阻止。
愈是要把圖書下架，學生只會愈想知道那些書籍的內容。
呂志剛解釋，比起審查對學生的影響，圖書館主任現時面對的情況更為嚴峻，皆因現時圖書館主任需要考慮的因素變多，亦越來越模糊，不但專業判斷空間收窄，圖書館主任的工作變得沒有價值，更要面對額外的風險，使他覺得十分可悲。他更透露，曾聽說有圖書館主任因被發現沒有下架某些局方認為是「敏感」的書籍，結果遭校方口頭警告。
本刊分別向教育局、康文署以及兩間大型辦學團體查詢。就下架圖書一事，教育局回覆指，基於校本管理原則，學校無需提交圖書館藏書目錄予教育局審評，沒有回應官方認為的下架書籍準則為何。至於有關公共圖館自《國安法》實施後下架書籍的資料，康文署則回覆指因每年註銷書目數量巨大，故未能提供相關資訊。兩間大型辦學團體則於截稿前仍未有回覆。
湯家驊：干犯港區國安法的機會近乎零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圖書館主任難以干犯《國安法》，卻有可能觸犯煽動罪。他解釋，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都需要有組織策劃，而顛覆國家政權罪需有暴力或非法行為；分裂國家罪則需要有分裂國家的意圖，故圖書館主任觸犯《國安法》罪行的機會十分微。
然而，圖書館主任仍有機會觸犯煽動罪。他續指，煽動罪的定義為試圖說服其他人犯罪，如圖書館主任得知某些作者的著作帶有鼓吹分裂國家、透過非法行為顛覆政權成分，而他提供渠道將著作公諸於世，便有機會涉犯煽動罪。
不過，湯家驊亦強調，若要構成罪行，干犯者必須有犯罪意圖，若在不知情的情況把敏感書籍留在架上，則不會犯法。就中學圖書館下架書籍一事，他建議較安全的做法是，圖書館主任在得悉某些人的著作有分裂國家或者顛覆政權傾向時，便將其著作下架，若帶有懷疑卻未能判斷，也最好先將書籍從書架移除，以免招惹官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