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繼多個民間組織受壓而解散，香港記者協會成為眾矢之的，被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及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先後點名批評「有違專業」、「滲透校園」，壓力之大可謂前所未見。記協誕生於半世紀前香港一場社會運動，一直為新聞自由仗義執言，如今又因另一場社會運動的餘波，被推到政治的風口浪尖。在這五十多年間，記協走過光輝歷程，如今與政府和警方的關係漸漸惡化，令人關注會否成為民間組織解散潮的下一目標。
記者｜何琛儀 編輯｜黎嘉琪 攝影｜黎嘉琪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的成立源於六七暴動，當時在香港工作的澳洲記者史栢敏夫婦希望協助在六七暴動期間採訪受傷的記者爭取賠償，於1968年成立記協，是香港首個新聞工作者的工會。
記協初期以爭取華人記者的勞工權益及福利為主，例如介入英文《中國郵報》的勞資糾紛，為記者提供聚腳地及飲食折扣等。直到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後，社會氣氛轉變，令記協深感保存自由的新聞工作環境的重要，便開始參與政策游說。相對工會角色而言，記協為捍衛新聞自由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更為突出。
籌款晚會 盡見政商界支持
記協最初為公眾認識，要數其周年籌款晚會，政商界名人都賞面出席，風頭甚盛。在1989至1991年出任記協主席的劉慧卿憶述，1987年記協舉辦了第一屆周年籌款晚會，自此記協每年都會訂下整個酒店大廳，邀請政商各界及傳媒「買枱」出席，其中不乏政府高官，例如港督衛奕信、彭定康，布政司霍德、陳方安生等，可謂星光熠熠。
劉慧卿（左）與布政司霍德（右）出席1991年籌款晚會（撮自香港記者協會《逆風．堅持：香港記者協會五十周年》） 
澳門賭王何鴻燊與四姨太於2002年籌款晚會跳舞（撮自香港記者協會《逆風．堅持：香港記者協會五十周年》）
翻查記協刊物《記者之聲》，1988年舉行「廿周年紀念餐舞會」的嘉賓高達750人；1990年更籌得超過70萬，足以在財政上支持記協全年的營運費。劉慧卿指當時政商界的人士都很樂意出席晚會及買枱：
「你叫他來吃飯、買圍枱、捐少少錢，個個都願意來，每一次都有五、六十圍。」
闖出香港 記協連結國際
周年晚會可保障財政來源，但由香港前途問題初現至回歸，如何確保九七年後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得以維持或發展，才是記協核心關注。
1988年，劉慧卿無意中得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將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聆訊，審議英國政府就香港履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當時未有香港人知道這場聆訊。劉慧卿便找了10人，部分是記協同事，馬不停蹄研究政府報告，再自行訂機票到日內瓦出席聆訊，指出港英政府扭曲民意以否決立法局「八八直選」，甚至連聆訊委員也指責英國政府。
劉慧卿指，這件事創立記協去聯合國游說的先河，記協自此把香港新聞自由的議題提升到國際層面，記協前主席麥燕庭也曾出席過三次聆訊：「到聯合國游說（關於言論、新聞自由相關的議題）⋯⋯回來香港也會向公眾交代聆訊進度，我們會在港舉行公開的研討會，律政司官員更至少出席了兩次。」
政府處事手法轉變 游說工作添難度
麥燕庭認為，隨著政治大環境轉變，記協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空間漸漸收窄，例如有關新聞自由的法例、具體措施如劃分記者區，資訊發放等等。她先後在96至97、99至03及09至13年三度擔任記協主席一職，見證政府部門對記協態度的改變。
麥燕庭回憶大概於1999年至2001年，政府要修改《公司條例》，打算將「發放虛假消息」定為刑事罪行。當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區璟智主動找記協「就條文逐字談」，了解新聞界的想法。會面後，政府在條文加上「（reckless）」一詞（罔顧或忽視資料的失實性），即以意圖作檢控，而非只看結果，減少記者報道時的憂慮。
然而在2012年政府更改查冊制度，限制公眾查冊，不能查到公司董事的完整身分證號碼及住宅地址時，卻沒有諮詢記協意見，麥燕庭更是從記者口中才得知此事。她迅速在業界進行問卷調查，並聯合其他受查冊影響的團體召開記者會，最後成功令政府暫緩執行條例。麥燕庭說：
「我看到的變化就是：由政府部門主動諮詢我們，到後來（2012年）我們在事後才知道⋯⋯現在（2021年收緊查冊）他們不理會我們了。我們爭取一些新條例通過（的成功例子）是少的，（記協）最大的功效是阻撓，不讓政府進一步損害新聞自由。」
維護新聞自由 記協走上街頭
自2012年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新聞自由進一步收窄。2014年更是香港新聞自由風雨飄搖的一年，而名嘴李慧玲遭商台解僱成導火線，令記協事隔十多年再走上街頭，於2月23日發動「反滅聲，撐言論自由」遊行；數日後又發生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事件，記協與報業公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新聞工作者聯會及攝影記者協會發起「反暴力，緝真兇，護法治」遊行，記協前主席岑倚蘭形容是「左中右新聞團體史無前例攜手上街」，並說：
「記協不只是發聲明。走入群眾，其中一個是要讓香港市民知道香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情況有多惡劣。」
她憶述「反滅聲，撐言論自由」遊行前，當時執委提出在渣打馬拉松期間派發藍絲帶予選手，呼籲關注香港新聞自由。她又指當時新聞界很團結，三日內便製作共6,600條藍絲帶扣， 更笑言有行家在結婚擺酒時，叫其他行家一起製作絲帶。結果，那次「反滅聲」 遊行有大約6,000人參加。岑倚蘭指不論是派藍絲帶行動或是兩次的遊行，當時均未受到警方阻撓， 警方甚至對記協說：「你們很斯文」。
雨傘運動採訪 記者與警方出現磨擦
同年9月28日，雨傘運動開始，警方當日發放87枚催淚彈。岑倚蘭當日與記協總幹事路過金鐘現場，對其中一幕印象深刻：
「外媒記者裝備齊全，猶如戰地記者。但我看見一個（香港）電視台記者，只有一條毛巾。」
她還看到有記者全身發紅，大腿被催淚彈擊中。當晚，記協強烈讉責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及施發催淚彈，翌日為記協會員記者免費提供防毒口罩、頭盔等裝備保護。
在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逾30名新聞工作者在採訪期間遭受警方及市民襲擊。由於事態嚴重，記協在2015年7月4日聯同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攝影記者協會等，與警方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前線工作人員交流會。那次會面，記協及警方各自派了約40人出席，警方代表包括總警司和指揮官。岑倚蘭形容雙方情緒也較激動：
「大家都累積很多憤怒，警察也會說（不滿），記者也會說（不滿）⋯⋯大家都有少少火，有爭執。」
岑倚蘭認為雖然會面難有實際成果，但至少有嘗試了解對方，討論的門始終打開了。
記者識別制度產分歧 關係惡化
雙方其中一個分歧是記協發出的記者證。70年代，記協與警方達成共識，警方認可持記協會員證的人為傳媒代表，並寫入《警察通例》。直到反修例運動，記協與警方的關係每況愈下。上一屆記協主席楊健興說：
「隨著（反修例）運動，記者、記協、警方，整個關係都變差。」
楊健興表示，雙方在識別記者制度的立場上爭持不下，令溝通大門漸漸關上。警方希望記協透過識別制度，來區分網媒及學生記者，又不滿記協未能管理好現場記者，楊形容警方「當了媒體是敵人」。對警方的要求，記協並沒有答應：「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公眾有權拍攝、採訪。警方一直想要識別制度，但這與記協立場有根本性上分歧。」
因此，記協與警方的關係「唯有走下坡」，甚至曾有政府高層問記協：「是否想『攬』學生記者？」。反修例運動裡，警方在沒有諮詢記協的情況下修改通例，記協的會員證持有人不再成為傳媒代表。楊健興認為，此舉等於警方不再承認記協地位，是雙方關係出現倒退的重要指標。
「雖反修例問題已過去，但警方對記協的質疑，似乎愈來愈升級，令人覺得下一個會到記協（解散）。」
政府關上溝通大門
現任記協主席陳朗昇說，最近一次能與警方公開的會談已是2020年5月的事。事緣去年5月10日母親節當日旺角衝突，警察在西洋菜街大量截查記者，逐一查閱證件，又向記者噴胡椒噴霧，新聞業界反應很大。結果，記協連同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警方會面，「特首林鄭月娥讓（時任警務處長）鄧炳強來見我們，同時叫來很多高層和我們見面，那個氣氛是很好的，他（鄧炳強）甚麼都說可以談，也願意道歉⋯⋯但（警方）答應了要調查的，全部都沒有，沒有了一回事」，陳朗昇說道。
楊健興指，記協眼見已失去跟政府商議的渠道，只好嘗試透過司法覆核的途徑為業界討回公道，如就警方於反修例運動期間，阻礙傳媒採訪及向記者使用過度武力申請司法覆核，可惜最終被判敗訴。他慨歎：
「在實質議題、現場採訪，我們真的爭取不到甚麼。制度之下，法院也去了，已去到最後一步，再想不到其他方法。」
面對打壓 不輕易解散
經歷職工盟、教協等工會先後解散，不少人擔心記協會步其後塵。站在風口浪尖，陳朗昇表示記協也謹慎起來，較以往慎言，但他強調不會自我審查：「若敷衍了事，重要事情不發聲，記協存在也沒意思。」
陳朗昇重申，記協的角色是要保障記者權利及捍衛新聞自由，日後若有假新聞法等針對記者的法例，記協也會約見司局長、特首表達意見：「沒有妥協的餘地。記者工作已經辛苦，如果集體有事時沒有記協出聲，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縮得太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