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三旬終解散 支聯會承傳六四記憶

2000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主題為「薪火相傳」。(支聯會提供)
2000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主題為「薪火相傳」。(支聯會提供)

「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為這件事追究責任,要求平反,而香港可以。」1990年6月4日,支聯會第一次舉辦燭光晚會,主題為「平反八九民運」。第一屆常委陶君行在維園看著15萬名市民點亮燭光,悼念六四鎮壓中的死傷者。自此,支聯會每年都舉辦燭光晚會,用一片燭光海傳承八九民運的記憶。

歷經32年,2021年9月25日,支聯會宣布解散,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亦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維園的燭光因而成為歷史。三十多年來的承傳,記憶不減,有年輕成員本沒有親歷六四,他們如何將信念傳承下去?

記者|黃心聯 編輯趙泓達 攝影趙泓達

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1989年5月21日的百萬人大遊行後,隨即在跑馬地宣布成立,創辦人是司徒華。其後32年,支聯會無間斷舉辦愛國民主的活動,其中每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晚會更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悼念活動,高峰時逾10萬人參與。

大學生親歷六四 堅持源於責任

1989年,當年23歲的陶君行代表學聯,當選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一做便做了20屆。他憶述八九民運初期、支聯會尚未成立時,支援內地活動由學界主導,當時就讀大學三年級的他正擔任學聯秘書長,在4月已親自到北京聲援天安門學生,亦在香港發起過多場遊行、集會和絕食行動。

但市民的情緒漸漸高漲,在5月的遊行破記錄有8000人參與後,他發現單憑學聯根本不足應付:「這個活動不應該只是學生運動,應該是全香港市民都有份參與。」支聯會其後成立,負責發起150萬人大遊行等活動,成為支援中國民運的主要角色。成立之初,支聯會有216個民間團體會員,包括多個行業工會、議員辦事處和社區中心。

陶君行指成為支聯會常委是源於一份責任,八九六四當晚,他在香港的學聯辦公室看電視直播鎮壓,感到十分失落:「比反送中更悽慘,反送中起碼看不見坦克,看不見解放軍,看不見血流成河」。八九民運開始後,他曾到北京運送帳幕予在天安門留守的學生。回香港後,天安門卻發生鎮壓事件,他認為學生當初若果撤離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當權者便沒有機會鎮壓,自己等同送了他們一程,因此要負上責任:

「當時是你慫恿別人一起做,結果他們付出了一切,我們卻全身而退。」

陶君行翻閱支聯會首屆工作報告,記得曾開會討論是否將「結束一黨專政」列作綱領 (趙泓達攝)
陶君行翻閱支聯會首屆工作報告,記得曾開會討論是否將「結束一黨專政」列作綱領。(趙泓達攝)

支聯會在成立首年便舉辦了39個活動,包括大大小小的遊行、集會和展覽。例如由1990年開始舉辦的「愛心寄秦城」,支聯會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寄聖誕卡到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獄中的民運人士。陶君行憶述在兩至三小時內,街站已收集近千個簽名。他指當時只是隨便跟著報章的入獄名單填寫收件人,從不相信在囚民運人士會收到。但後來有釋囚跟他重提此事,他才驚覺原來聖誕卡真的能送達到他們手上。

作為會內的年輕一代,陶君行亦倡議反新聞封鎖運動,按香港出售的大陸地址簿,將中國民運的新聞大量郵寄到內地:「例如拘捕王丹,於是我們便把香港的新聞剪下,寄回大陸,也可能有些評論文章批評中國我們也會寄回去,頗有趣的。」

對於支聯會解散,陶君行慨嘆道:

「支聯會已是香港最後一根稻草,你一拔了便很不利,連說明是『愛國』都要清盤。」

但即使以後無法在維園點燃燭光,他認為人們會換個方式悼念六四,這些記憶不會消失。

燭光長燃 造就下一代政治啟蒙

「在台上看六四燭光,真的很震撼,當時我還是中學生。」2005年的六四晚會上,18歲的周澄以支聯會青年組(支青)的身份在台上傳遞火炬。八九民運時,周澄只有不足三歲,因為父母當年有參與聲援活動,沒有親歷六四的她從父母口中得知事件,並開始關注。

2005年六四晚會,周澄(中)以支青身份傳遞火炬。(受訪者提供)
2005年六四晚會,周澄(中)以支青身份傳遞火炬。(受訪者提供)

支聯會於2001年宣布成立支青組,招募15至25歲的青年,呼應「薪火相傳」口號。於是,周澄為了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便主動報名參加首屆支青組,成為組內年紀最小的成員。她認為支青組是一個啟蒙,讓她有機會接觸社運,例如民陣舉辦的七一遊行:

「啟蒙在於你有個身份去參與,有渠道認識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組織。」

周澄曾在支青組擔任教育及出版幹事,除了在六四晚會前後舉辦講座,亦會到學校舉辦工作坊。另外,周澄亦協助設計通識科單元「現代中國」的教材套,她以中國申辦奧運為例,講述政府逼遷居民、運動員退役後福利差等問題,讓學生反思中國另一面,她指:「我們當時做的事,想令更多人認識中國的人權、民生,我們覺得經濟起飛,不能合理化打壓人權的行為。」作為沒有親歷六四的第一代人,周澄不認為自己在做甚麼偉大的傳承任務,只希望能深耕細作,在學生心中播下種子。

本土思潮興起 支聯會路線受衝擊

2013年六四晚會的主題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本土派不滿,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亦批評口號愚蠢。雨傘運動後,本土思潮與支聯會衝突漸升溫,有院校對「建設民主中國」綱領有保留,學聯甚至缺席維園六四晚會。2016年六四集會上,更有本土派成員企圖上台搶咪。

當時21歲的鄧卓儒是支青組的一員,亦同時擔任大學學生組織幹事。有本土派同學知道他支青組的身份,會故意挑戰他:「到現在還是應該實行五大綱領?是否不合時宜?」但鄧卓儒反駁,五大綱領正實踐中,支聯會幫助國內維權人士,可以令他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內地人在雨傘(運動)時,甚至是反送中(運動)時,他們真的因為支聯會的行動而反過來支持我們,令他們覺醒了。」

他認為年輕人覺得支聯會「行禮如儀」是因為措辭、文宣守舊,而且和當時的本土議題脫節,但支聯會又不希望因關注本土民運而忽略了中國。作為支青組一員,他希望建立支聯會和年輕人的橋樑。他曾舉辦讀書會,與參加者閱讀本土著作,甚至曾計劃拍攝電影,串連雨傘運動和八九民運,希望告訴大眾,支聯會不是「大中華膠」,鄧卓儒指:「我們想做的是年輕化所有事情,就好像學民思潮、本民前(本土民主前線)般,令整件事都更容易入腦。」雖然活動令部分年輕人對支聯會改觀,但他坦言成效不大,因為當時有其他新興的政治組織,吸引他們加入,而非走「溫和愛國路線」的支聯會。

2015年,支青組向常委爭取在六四晚會上擺放支青組的旗幟。(受訪者提供)
2015年,支青組向常委爭取在六四晚會上擺放支青組的旗幟。(受訪者提供)

鄧卓儒亦感覺到,支聯會的常委因為民主運動經驗豐富,往往會用家長的態度與年輕人溝通:

「他們維持一貫的做法就是在制度內抗爭,但年輕人覺得制度已經不可靠,你還在制度內抗爭是沒有用的。這就像家長一樣,覺得你在社會內生存,你一定要聽他(支聯會)說。」

因此,鄧卓儒每次向支聯會提及希望組織能像學民思潮一樣年輕化,但礙於支青組是附屬組織,在會內沒有太多話語權,最後都不太順利。

義工無償幫助 支聯會以義聚眾

自加入後,鄧卓儒一直協助支聯會舉辦活動,他認為支聯會義工之間的連結很強大,如同戰友:「我們本身不是建基於工作上的關係,而是因為要籌備民運、社運而連結一起的一班人。」每年他都見到很多義工為支聯會無償付出,有為六四晚會搭棚的,有專門駕駛貨車的,他現在回想:

「香港人如此貪錢、功利,到底(支聯會)如何維持二、三十年到現在才倒下呢?就是為了正義去做一件事。很簡單,就是以義聚眾。」

鄧卓儒仍保留多件支聯會衣服,白色背心是最多汗的一件,他在每年六四長跑都會穿上。(趙泓達攝)
鄧卓儒仍保留多件支聯會衣服,白色背心是最多汗的一件,他在每年六四長跑都會穿上。(趙泓達攝)

鄧卓儒在六四鎮壓發生五年後才出生。他對六四的印象源自小時候家人播放教協製作的影片《「六四」是怎樣一回事》,以及通識科老師講解歷史。對他而言,支聯會就像資料庫,有很多民眾捐贈的珍藏:

「死者的遺物、那時候抗爭的物品,全部在六四紀念館看到。你沒法完全知道,但你會想像到當時的浩瀚。」

倉庫中亦有數萬卷六四屠城新聞的錄影帶,他指當時錄影帶並不常見,但仍有過萬市民願意錄下長達兩小時的片段。支聯會解散後,市民不能再到六四紀念館親睹文物。他雖然感到可惜,但仍相信民間會用自己的方式,認識及傳承這段歷史。

支聯會終不敵解散命運 深信人民不會忘記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自1989年起,以學聯等不同組織名義在支聯會擔任成員,2004年開始成為常委。他承認支聯會一直以來難免是中央政府的眼中釘,成立後兩個月便被官媒定性為顛覆組織,但他一直沒有感受到直接壓力。即使在近年,他認為支聯會比起本土派組織,仍然處於較保守的位置。但無奈政治環境轉變,支聯會在國安法下亦難以生存:「他們已確立了一個制度,就不只是清理2019的事,不斷追溯舊有的,也會一併處理,最後希望完全清場。」雖見證支聯會由成立至解散,蔡耀昌亦慶幸六四這段歷史沒有被遺忘:

「過去三十年,我們做不到的事當然很多,但做到的是令這段歷史不被忘記。」

2015年民主風箏行動,蔡耀昌(左三)帶領眾人呼喊「全民團結爭民主」等口號。(支聯會提供)
2015年民主風箏行動,蔡耀昌(左三)帶領眾人呼喊「全民團結爭民主」等口號。(支聯會提供)

支聯會解散後,六四燭光熄滅,蔡耀昌承認這是最困難的時候,但不會失去希望:「我覺得香港人、甚至新一代都知道六四,香港現在雖然在自由、人權等方面變差了,但與內地的情況仍然有差距。若你叫香港人突然忘記六四,其實是不會的。」他相信六四事件早已植根民眾心中,如今即使沒有「大台」,香港人也懂得如何悼念。

圖表:支聯會大事回顧
支聯會大事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