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2020年下半年，香港依然被新冠肺炎疫情蒙罩。港府口講全民「抗疫」，眼裡、手裡卻從未停止吞噬僅有的新聞自由。社會為新聞自由及採訪權平權的同時，學生記者的採訪權益卻從未平等過。
撰文│王靖琳
7月，香港正式實施「港版國安法」，「光時五缺」、《願榮光歸香港》被視為禁語、禁歌，高呼幾句便能顛覆國家；各大媒體有感紅線「埋身」。
8月，警方拘捕黎智英，任意翻閱《蘋果》大樓內的新聞材料，更以大樓所在的將軍澳工業區「地方不夠寬敞」為由，只允許部分「可信」媒體到指定採訪區採訪。
9月，警方以信函知會傳媒，收緊《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曾質問林鄭月娥的港台助理節目主任利君雅，試用期突然延長120天。
面對港府一連串的辣手腕，記協、代表近70間的網媒聯盟、各大院校的新聞系在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後紛紛批評新修訂令採訪權變得不平等。但細想，這種不平等是修訂後才變得不平等嗎？
修例下最受影響的莫過於持有記協會員證，而在非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名單上的媒體工作的記者，以及就讀新聞系的學生記者。不過仔細一想，非新聞系的學生記者、公民記者，那些一直未被警方視為「傳媒代表」的他們，在過去走訪香港的新聞現場時，曾擁有平等的採訪權嗎？
本刊今期訪問了曾為學生採訪權爭取平權的時任學生記者。訪問中，她無奈的笑言：「有放在眼內的才算打壓，學生記者的遭遇可謂一直被無視」。
學生媒體從未被真正視為新聞媒體
過去一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學生記者曾多次以文字、影像紀錄新聞現場，包括中五男生荃灣中實彈、12歲女童在旺角被警員撲跌等報道。學生記者與傳統媒體、網媒一樣，以報道完整了事實，讓大眾更貼近真相，展示第四權的監察作用。不過在此以前，政府有正視過學生記者嗎？
以本刊為例，曾撰寫廣西省大新縣受重金屬污染的遺害、中國維權律師江天勇一家的現實與夢想、調查工廈消防安全風險等獲獎報道。同樣為社會大小事報道的學生媒體，竟被拒在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採訪區內採訪。在一輪司法程序期間，獲政府「開恩」，皇恩浩蕩的允許學生媒體在指定的活動，派出指定的人數採訪。學生申請司法覆核則敗訴。這些年來，學生媒體從未被真正視為新聞媒體。
若非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學生記者與現職記者一樣走到前線，以鏡頭完整事實，恐怕政府，甚至同業和大眾還不知道香港大專院校有這麼多學生記者。
一路伴隨學生記者採訪的除了校媒記者證、（僅部分新聞系學生擁有的）記協證，或校方的證明信外，就是一份對事實的執著。學生記者也是記者，寫的、拍的也本著求真精神，但採訪成本卻來得特別高。
時代需要我們求平等、求公義、求真相
無論是學生媒體、公民記者、自由身記者、網媒、抑或傳統媒體，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在同一處境，面向新聞現場、市民和事實。港府以往可以不承認學生媒體、今天可以不承認記協資格、明天更可以不承認GNMIS，到最後邁向審查的深淵。說到底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唇亡齒寒，牽連的不僅是新聞同業，還有大眾的知情權。面對眼前深度未明的深淵，當下可以做的，除了同業共捍新聞自由，還要市民尊重新聞報道，多讀多思考不同立場的報道，多分析及Fact-checking（查核事實），保持多元聲音的流通。
在這動盪未明的時代，求平等、求公義、求真相，是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亦是每一個生於這世代的你、我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