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維愷
「比佢過去！快，記住幫我影住條XX點打人！快！小心！慢慢！」
最後那句「小心！慢慢！」，是我左手提著相機袋、右手緊握相機、腿太短爬不過鐵馬、差點倒下來時，旁邊幾個蒙面少年對我說的。那是金鐘被零星藍絲帶騷擾的一個晚上。
在佔領區，一張記者證可以讓示威者為你開路，並擔心你的裝備不足以衝上前線，抵擋胡椒噴霧。他們會向你投以信任的目光和一句句「加油」，拍拍你的肩膀為你打氣。但他們不知道《大學線》記者證上的記者兩個字有多小，不了解我能為他們做的少得絕望。
因為身上的記者證，所以我只能看著佔領者被打、被非禮、流血，我只能強裝冷靜，舉起手中的相機對準焦距。從一開始，我以記者為榮，但此刻我卻懷疑記者還有用嗎？當我看著藍絲帶阿伯毫無廉恥地非禮女學生，沾沾自喜地從容離去；當我看著骯臟污穢在眾目睽睽下發生，而沒有任何後果，我充滿無力感。我從沒這麼痛恨，記者必須要保持抽身，把自己藏在鏡頭後，從那小小的螢幕中看這個世界。
有前輩跟我說：「只能堅持。」腦海只浮現：堅持堅持，幾多錢一茶匙？
或許，記者的工作就是等待和堅持。在海富天橋上睡覺的每夜，沒人會知道何時清場；沒有記者能準確預測尚未開始的四點鐘許Sir，會否宣佈全港清場，所以依然要每日直播他千篇一律的說話。堅持，看起來無聊沒意思，但我們都只能堅持，就像所有人一樣，沒有任何分別，不需要光環，不需要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