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慘被迫遷
春風運作至今剛滿十年，高峰時曾有六位職員及三十多位義工，但近年的打壓力度大，現在春風就只靠張治儒堅持著。張治儒認為，政府起初對維權組織不以為然：「工人維權意識不強，受到侵權的時候，很多人都放棄（爭取），春風當時對政府沒什麼威脅，但現在不一樣，維權事件愈來愈多，罷工時間愈來愈持久，工人還會提出社保和住房資助金的訴求。」民非的種種行動喚醒工人爭取應有的權益，因此政府在一二年加強打壓力度，其中使用得最頻繁的手段就是逼遷。
春風在一二年第一次遭到政府直接逼遷，後來因傳媒報道，政府就轉為向房東施壓，例如查稅，逼使房東趕走他們：「一月二日才搬來現在的辦公室，一月三日（房東）就通知我們要搬走了。」去年，春風三個辦公室搬了共十二次，他實際能投入工作的時間只有三分之一，他甚至挖苦說：「去年我遷到寶安，過了一個禮拜，我就在問，為什麼政府還不來趕我們呢?」一路走來，張治儒已經對逼遷見怪不怪，最令他憂心的是一家人沒有固定居住地點，而家中四歲幼子的學費需每半年繳交一次，但因居無定所以致頻密轉校，令幼子也不能上學。
政府和企業資方的打壓手法層出不窮，輕則監視、罰款；重則拘留、毆打。知道有同行(「番禺打工族」的曾飛洋)因維權工作而被毆打後，張治儒不是不擔心人身安全受威脅，令他堅持下來的，是年少時當勞工的經歷。他憶述，在九十年代，工人的地位很低。他曾試過工傷但向老闆追討不果，曾親眼目睹工廠保安把工人活活打死但沒有刑事後果。零三年，月薪只有三、四百元的他請不起律師，只好勤讀勞動法、訴訟法，在法庭上為自己爭取賠償。雖然官司輸了，但歪打正著踏上了集體談判顧問的路，一做就是十個年頭。
深圳小小草：便衣來襲
同樣因幫助勞工爭取權益而被打壓的，還有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小小草主要幫助勞工爭取完善的養老保險計劃，曾幫助深圳盛慶服飾皮廠向G2000和Uniqlo爭取足額社保。副統籌蘇媛認為，機構為政府解決不少問題，但政府卻不喜歡他們建立工人的維權意識。因此，與春風一樣，小小草一二年起不斷被逼遷。
一二年六月，房東通知小小草要搬走，但他們不願意：「後來很多（政府）部門用各種名目上門檢查，文化部說我們支持工人的刊物有問題，還罰了印刷廠；消防說我們辦公室消防不及格，罰了我們一萬元。」其後兩個月，機構一直被監視。直到八月三十日，有五十多名便衣闖入他們的辦公室，有人圍著職員，有人就扔掉辦公室的物件，然後鎖起大門。「他們要我們把招牌拆下來，當天下著雨，我們一邊拆一邊哭，很憤怒、很悲壯，那種無力感很重。」即使派出所跟辦公室只有五分鐘路程，蘇媛報警後，公安竟然一小時後才到場。
至今，小小草已經被逼遷了五、六次。「被請喝茶、被消失幾小時也是常發生。以前沒遇過就很害怕，現在淡定得多。」被問到會否擔心被毆打，
蘇媛認為小小草的性質比較溫和，所做的工作並沒有太大風險。
她更堅定地承諾：「機構不會因風險而離開的，因為我們沒有做錯，不應用逃避的態度來面對。」直言現在有「聰明一點」的方法應對政府的打壓，但她不願透露更多詳情。
春風的張治儒知道有些組織受不住政府打壓，收了政府的資助後，不再沾手維權工作，但他不甘折腰噤聲：「我做的事合法合理，我是依照共產黨的法律，我從來沒有依照美國法律來保障工人，如果你認為我這樣是違法的，你要首先修改你的法律。」
但為免招政府話柄，春風還是作了改變，決定今年起停止收取海外資金，轉為在國內籌款。雖然他不確定政府的打壓會否因而消失，但儘管維權工作艱辛，張治儒都不感絕望，因為他深信，政府激烈的打壓是由於有愈多人挺身而出。
維權民非職員被毆打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勞工維權機構番禺打工族幹事曾飛洋在辦公室被四名大漢毆打，眼鏡被打碎、背部和大腿留下瘀傷，案件至今仍未破案。曾飛洋在接受本刊電話訪問時指，當時他正處理廣東利得鞋廠的工人集體談判事件，雖然不確定襲擊與事件的關連，但他相信事件與多年的維權工作有關。